文本之外的 郁达夫
周思明/深圳
“他有着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无惧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且视死如归。日军侵华时期，投笔从戎的作家很多，但只有郁达夫一人在日本投降之后牺牲在异国他乡。或如其言，他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但他无愧乎一个时代的英雄。”
一
印象中，现代作家郁达夫在文学史家笔下向以颓废、忧郁、感伤之态示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写出了《沉沦》那样的小说吧。其实，除了《沉沦》，郁达夫也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这样赞美底层劳动女性淳朴、向上的作品。纵是以文断人，亦难言郁达夫是一种调性，而呈复杂多元文风。当然，其文格主调或许是前者。但若以其文推其人，也似乎未必准确。一个作家的文风，不可能一成不变，况且，文与人可能一致也可能分裂。例如，郁达夫的作品多以颓废、忧郁、感伤出之，但他的为人却并非如此，诚如《大师的抗战》一书的作者、著名剧作家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所言：“他有着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无惧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且视死如归。日军侵华时期，投笔从戎的作家很多，但只有郁达夫一人在日本投降之后牺牲在异国他乡。或如其言，他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但他无愧乎一个时代
的英雄。”陈虹此言，就更可证实一个文人的复杂多样性格。在世人眼中，一直以来郁达夫都给人以颓废、感伤、孤傲、狷介的印象，在他的小说中也不乏美酒、女人、狎妓、偷窥等描写。而在既往的文学史册里，对他作品的颓废、感伤、孤傲、狷介风格，也往往给以突出介绍，而对他的整体文格与人格考察则缺乏客观性。
诚然，郁达夫东渡日本留学期间，因亲身感受到了身为“弱国子民”的屈辱与悲哀，愤懑积郁之下写出堪称其文格主调的小说代表作《沉沦》。在自传体作品《雪夜》中，他写道：“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由此可见，“落后就要挨打”的当下说法，作为现代作家的郁达夫当年就有深刻的认知，对中国后来遭受到的日本侵略者的凌辱与践踏更是一语成谶。
《郁达夫传》的作者袁庆丰曾做出一个貌似合理的推论：“假如郁达夫当初听从长兄的规劝，斩断与王氏映霞的情丝，就不会有与王氏的事实婚姻；没有这层家庭关系，就不会有那场红杏出墙的悲剧；没有这场悲剧，就不会有郁达夫负气南下福州，最后出走南洋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按此逻辑推断，郁达夫后来在异国他乡的苏门答腊被日本人残酷杀害悲壮牺牲，乃是因为一段个人恩怨、风花雪月导致，与他身为一名有立场有骨气的中国文人所抱持的民族大义、国恨家仇、崇高情操丝毫无干。显然，这个推论是一个大谬不然的简单具结。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它可以被遮蔽一时，但不可能永远被雪藏。考察可知，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郁达夫最终是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郁达夫本人生前曾自谦地说自己“不是一个战士”，但血写的事实证明：他就是一名为国捐躯的抗日勇士。与郁达夫相识二十年，曾与他一同流亡苏门答腊岛的著名学者胡愈之先生，在1946年9月向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递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以其亲身所见所闻认定，郁达夫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二
回溯历史，真相自现。郁达夫的“文”看似消沉、颓废、感伤，但他在历史中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当年他抵达新加坡后，曾给留在祖国的作家柯灵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自己到新加坡后的设想与打算：“……想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屠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犯大厉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听听，说出这番话的郁达夫，哪有半点消沉、颓废、感伤的影子？分明是一位从个人情感中自拔出来，投入到拯救民族危亡于水火的文化猛士。事实上，在新加坡的郁达夫，可谓能者多劳，工作勤勉，乃至发愤图强。为了民族救亡图存的伟业，他先后主编过十一种报纸的副刊和杂志，其中最多时同时编辑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对于这些工作，他绝非仅仅是挂名，几乎每一篇的原稿上都留下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他不仅当主编，还代过主笔。仅以1940年8月3日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为例，他便为《星洲日报》撰写社论30篇，平均隔日一篇。如果再将他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等工作合并计算，每天工作时间高达10小时以上，留下的文字不下100万。此外，他还担负着大量社会工作，如发动南侨文艺界以自由捐助和文稿义卖等方式筹款支援国内文协总会一事，得到总会负责人老舍的激赏和感谢。对此，郁达夫在其《捐助文协计划》一文中也有记述：“每月的捐款，虽则不多，但当重庆被炸，由我第一次将捐款汇寄文协之后，在渝的各理事们，都表示了无限的钦敬。”凡此种种，都让人们感受到了一名怀抱家国情怀、有责任担当精神的文人作家的崇高人格。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富于民族情感血气方刚的郁达夫拍案而起，慨然参加由胡愈之等人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他不仅奋笔疾书笔写下通讯报道《沪战中的生活》，向世界披露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而且与鲁迅、茅盾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33年1月，他更是毅然决然参加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行动奋力反抗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置身福州的郁达夫，毅然出任该地区救亡协会的理事长，并亲自担负起《救亡文艺》的编辑工作。在福州，他亲身遭遇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先来三只，绕市数周，在城东的机场，投了两三次弹。继复联合六只，复在机场，投下四十余弹。我方的损失，除在机场烂泥地上有了五十余个土孔以外，另外死了几个好奇的正在机场近旁看飞机的乡民，一共死了八九人，伤了十一二。”在一篇文章中，郁达夫曾经这样表述：“记者于沪战开始后，曾由海上漂泊至宁波，由浙江内地经闽北而返福州，沿途所见，都是些赤手空拳丧家失业的妇孺老幼……”在绍兴，他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惨极的流民移徙图”：“江边在大雨之下，泞泥之中，露宿着的上海难民，将近一万，大半都系女工，以及老幼之无家可归者。东面水际，聚拥着一簇蓬头垢面的妇人，备极忙碌，则为昨晚上露天生产之一女工在帮忙；婴儿啼哭声，隐隐自人丛中漏出，似在嫌母乳之不足。”
翌年之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厅长郭沫若聘请郁达夫为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他欣然承允，后因错过抵达武汉日期改任三厅设计委员。同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主任，他走马上任并代表文协多次奔赴前线进行劳军和视察。此间他还以记者身份写下大量通讯报道及散文随笔，向全国同胞详细报道前线战况，全面分析战局形势，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激情和对日仇恨。郁达夫在一篇名为《“一二八”的当时》的杂感里，不无感慨地写道：“在交战期间，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一边只在跑马路，写文章，谈闲天。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就四处的去报告，去鼓动。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就大家围集起来喝酒，痛骂，有时也会放声大哭。”并提出一个颇为深刻警醒的观点：“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无论哪一个人，若非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地抵抗着，牺牲着，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软弱，太专制的时候，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入，实行它的蚕食的毒计，挑拨，离间，侦探我们的弱点，因而来利用，这是敌人的惯技。”当时军界曾流传：广东省的军政首脑余汉谋，听说郁达夫写有一篇名为《军事与政治》的时事论文，反响极为不俗，愿以六块大洋高价寻购此文。可见郁达夫对于抗战形势目光之独到，见解之深邃。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文本之外的郁达夫》共有随笔五则，因篇幅较长，此次刊登前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