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后都是小事
文·浓香/北京
中国近代文化名人弘一法师这样说：“再大的事，三年之后都是小事。再苦难的事，三年后也都风轻云淡。为何不借三年后的心态来过当下的生活。”
疫情过去了。三年前疫情是全世界的头等大事：悄无声息的病毒侵入身体，莫名的高烧、剧烈的咳喘、令人措手不及的“白肺”、以秒计算的交叉传染，从武汉到北京，从美国到欧洲，世界仿佛到了末日，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因为这种病毒送命。
三年前的某一天，我站在北京街头，那是下午三四点钟的长安街，几乎看不到汽车、行人，办公楼没有灯火、黑漆漆的，各种餐馆、商场一概停止营业，门可罗雀。公共汽车、地铁几乎成了人们躲之不及的瘟疫之床，空荡荡地来来往往，好像坐一趟车就会被感染，乘一趟地铁就是危险人物，恨不得立即隔离。每天生活在量体温、测抗原、打疫苗，扫二维码成了中国人每天的必修课，外出的通行证。
三年中出生长大的孩子，大概会觉得世界就是由这些组成的。倘若中招，全家被送去隔离，“大白”、民警、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令人紧张不已甚至恐怖到窒息。假使邻居“阳”了，只好居家不能外出，每天耍手机，每天盘算米有多少菜有多少，每天算着还有多少天可以出去，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那时候我最重要的关注，就是疫情发布会，就是宣布哪个哪个小区被封或者被解封。
三年的疫情生活，甚至让人们改变了很多习惯，变得很宅，变得爱戴口罩，变得享受“穷游”。如今三
年过去了，除了街边角落里还残存着新冠疫情期间张贴的标语、破烂的二维码以及地上斑斑驳驳的排队做核酸的标志线，新冠病毒仿佛根本没有来过，那些场景从没发生过。写字楼灯火通明，商场参观人潮涌动，交通工具人声鼎沸。人们也似乎越来越忘记三年前和三年间不堪回首的日子，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三年过去了，我的孩子从刚刚出国时少年的无助无奈，变成青年人的刚毅、坚韧。三年前，他在异国他乡，面对陌生的校园、新冠病毒的肆虐、功课的繁重，甚至电话诈骗、饮食无着，都表现出猝不及防和毫无思想准备。半夜里，他甚至打来电话，貌似平静的话语背后是未脱大男孩的“妈宝”。通过视频，我见到了他无助的眼神、无奈的叹息。当时的我们怀着巨大担心，担忧孩子出现极端事件怎么办？挂科怎么办？读不下去怎么办？遇到不法之徒怎么办？每天萦绕在脑中的，几乎都是惴惴不安的各种假设，甚至把我国驻那个国家的各个使领馆的电话放在最容易找到的钱夹里，准备着随时打其中的一个电话求助。我尽力搜索在那个国家我能搭上关系的人，即使人家爱答不理、随口应承，也是一份心安。
三年过去了，孩子成长为一个扛得住事的人，自己顺利完成学业，并且申请到美国著名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孩子始终把一个梦想的科学作为目标，可以不顾窗户外面混乱的社会状况，可以一箱子方便面吃一周，可以胡子拉碴让发际线不断后退，但是他成了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他的学士授予证书上被加上了“honor”。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差不多成了那一届毕业生中唯一的中国籍学生，这种情况在他继续就读的那个专业中依然如此没有多大变化。
三年了，他完全习惯了这一切，习惯科研的孤独，习惯生活的单调，习惯自己想办法去啃下艰难的功课。他的变化，仿佛让人难以置信存在三年前的种种记忆。孩子还是自己的孩子，但他成熟了，波澜不惊却让人突然觉得，人生没有长不大的孩子。
三年了，我们的父母都老了很多，有的已经离世，这种老去让我接受了无奈，离去让我肝肠寸断。我经常回想三年前老人们的样子，他们还可以干这干那，还可以说这说那。他们的一举一动，我总在恍惚中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是几十年习惯的，没有新鲜感。然而，当这些，在三年之后的今天有了改变，我接受了这些改变，于是慢慢释然了。
三年前，我僵硬在一个办公室里，没有多少生气，残存的坚强让我逐渐坦然面对现实。每天看尽花开花落，读曾国藩，读炎黄春秋。每天甚至没有一两个人来找我，下了班还要打起精神回去面对老伴。老伴也是这个年龄，也是同样的境地，但我俩需要相互支撑。我冷笑着告诉自己：这就是被边缘了，想一想到了应该被边缘的年纪了。我甚至感觉到窒息，怕自己坚持不下去，不知道这是不是抑郁。我想去看心理医生，结果排队的人一大串，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的表情。于是我挣扎着想，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于是我拼命找事情做，该做不该做的都管，放下所谓尊严、所谓级别，让事情占满生活。三年了我坚强下来了，命运没有亏待我。我感谢周围的所有人，至少大家还需要我做一些事情，这就够了。
三年了，世界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没有坏到哪里去，大家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