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参片—一种强力病毒

五月 16, 2018/ 0 评论

郝建/北京

所谓内参片，绝大多数是外国电影作品，是中国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挑选出来做非公开放映，以供给一些经过特许的人观赏的影片。内参片的放映范围都很小，有时一场放映只为一位特殊观众。

那时候，背诵一下你看过的内参片片单，人家就知道你有身份，有关系网，这份摆谱还不显山，不露水，很是低调。观看内参片，一度是阶级、政治地位、家庭出身的象征。

一、禁止接触，违者严惩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放映内参片的场景：小孩们偷偷溜进军队大院的礼堂，银幕上正在放映《罗马之战》中一个女子的上身裸体镜头。小孩们被发现了，一个身穿军装的老军人问：“小孩在哪里？不看了！”陪护在老军人旁边的青年女子站起来大声呵斥：“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毒性非常之大，小孩看了会犯错误的，会犯很大的错误！”于是小孩们全都被赶出去。

现实生活中，据说1970年10月四川遂宁曾经在组织内参片放映时，派当地驻军部队的战士把守影院大门。那时，未经允许观看内参片会被处罚，是普通人不得染指的禁脔。

70年代末期，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学校里有时组织教师看内参片，某日，一些教师在看《解放》——前苏联拍摄的战争巨片。我偷偷溜进去躲在后排观看，不一会就被发现了，于是马上停止放映。我硬赖在那里不走，最后是保卫处来人把我拖出教室。因为这事，我得到一个警告处分。

二、年代和品种

放映内参片的大致时间起点是70年代初。当时为了提高样板戏创作人员的艺术修养，江青指示上海电影厂翻译配音了一批影片，比较著名的有《红菱艳》、《简爱》、《鸽子号》。周恩来指示要注意日本军国主义回潮现象，于是文化部组织电影厂翻译了一批表现二战时期历史的电影作品。

作为一种高端文化活动，内参片放映大约在80年代末结束。当时，随着盗版VCD和DVD的流行，外国电影大部分都唾手可得，内参片也就不那么资源稀缺了。

如果模糊地划分，内参片大概有五种。

第一种，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外国电影胶片拷贝，这些是内参片的主体。影片中有许多是从香港购买院线放映后的废旧拷贝，因为香港放映的外国电影拷贝都做好了中文字幕。大部分外国电影拷贝没有中文字幕，放映时需要翻译做现场同声传译。

第二种，是按照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从这些馆藏的外国资料拷贝里挑选出来加以翻译配音的外国电影。当时被作为内参片放映的，大多是这一类。来到电影资料馆后，我发现像《啊，海军》《巴顿将军》等许多外国电影早都做好了中文配音。1978到1989这十来年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有限解禁，许多电影和书籍被重新发行。当时，这些翻译配音的内参片有极少数在全国发行公映，例如《鸽子号》、《出水芙蓉》、《简爱》等。

第二种内参片在放映时都冠以“批判”的名义。批判规模最大、调门最高的是针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撰写的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全国展开对这部影片的批判。当时工厂里派我去影院观看《中国》并撰写批判文章。我记得，影片配有铿锵有力的中文批判音轨。

第三种内参片被称为过路片，大多是从香港导演或片商、外国使馆文化部门暂借出来，或者外国导演、片商来访偶尔带来的影片。还有一类过路片最具中国特色。有人把香港热映过的武打片拷贝借到广州，然后直送北京做盗版放映，过几天再归还到香港。

第四种是内参片中极少数被特许半公开放映的。1984年8月到9月，当时归属于文化部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英国电影回顾展，展映和内部放映影片40余部，一时间盛况空前。

1984到1988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相继举办了意大利电影回顾展、法国电影回顾展、日本电影回顾展、瑞典电影回顾展、葡萄牙电影展、前苏联电影展。这些影展在北京、长春、上海、广州等地放映、讨论。其影响像草籽在华夏大地上飘散，演化为中国艺术家们的艺术营养和强大思想的启示。

第五种内参片是一些被禁止放映（俗称“被枪毙”）的大陆电影，从建国初期的《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到后来的《苦恋》、《枫》、《瞬间》等。我读研究生时看过《枫》。这部影片根据郑义的小说改编，电影用视觉形象将青年的死亡和激情燃烧后的幻灭感写得很有震撼力。

三、等级森严的内参片，谁能看？

当年，内参片的放映管理极为认真，有着森严的等级和严格的管理程序。

有时候，看不看内参片、谁能够看内参片还会引出矛盾。当年江青主管文艺，有具体指示：“今后要搞一个制度，片子一律不能随便外借”。1975年3月5日和8日，文化部长于会泳先后两次向中国电影公司下达了内容相近的命令：“所有外国资料片、封存片、资料片、过路片、未完成片，除总理、洪文、江青、文元可调看外，对其它人一律不准供片”（《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翟建农著台海出版社 2001年，343页）。

内参片也会被反复审查，那个时候播放电影是个大事情，绝不止是影院幻象。

四、内参片是思想的病毒、艺术的火种

到电影资料馆上学后，我又差点因为看内参片惹麻烦。那时资料馆大放映室的电影票印刷简单，五六种颜色随机使用，只不过日期不同。我们找美术系的同学帮忙画票，技法非常原始简单，把电影票有日期的部分涂改一下，再做点剪裁、粘贴就可以蒙混过去。常在江边走，有时就湿了鞋——被发现了，还好，老师们都还挺呵护我们，有惊无险。

文化垄断造成信息落差，看完内参片，我把影片梗概写成电影故事，投寄给《戏剧电影报》《文汇电影时报》等报刊杂志。那时候一篇四五千字的电影故事大约能得到六、七十块稿费，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可以让我过一个月的滋润日子。

看内参片写故事赚钱，是我在垄断市场上偷取的一点“套利”空间。这种垄断是特权群体对普通大众在文艺欣赏上的歧视与剥夺。这垄断剥夺了大众接受多元思想、多种生活方式与观念意识的机会。这种垄断的动机，对所谓“内部”与“外部”的严厉区隔深深地根植于特权群体对于“异端”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通常所说的对外部茫然无知，而是来自一种清醒认识——明确地知道自身与他国在当时具有怎样的区别。

观看内参片是一个反向的柏拉图洞穴境遇：对照现实，人们发现墙上的那些影像无比真实。在当时，观看内参片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艺术大讲堂，许多经历者都记得内参片带来的那份精美形式的震撼和启迪。

这些内参片绝大多数是盗版放映，操办者绝无意成为普罗米修斯，但却无意中偷盗来他乡的思想火种，异域的创新之光。这是国际版的凿壁偷光，偷窃来的半米阳光无意中点燃了黄土地上的海市蜃楼，城市之光。

这一束阳光能量巨大、扩散久远。在娄烨的《苏州河》，我们看到《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在贾樟柯那里，我们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王小帅那里，我们看到《偷自行车的人》；在路学长那里，我们看到《温别尔托·D》；在姜文那里，我们看到《美国往事》和新好莱坞，在程耳那里，我们看到《教父》和《铁面无私》……在更多的当代艺术家作品里，我们看到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口交》、《接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