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形势、问题、对策
前言：近日，2009年度特华金融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论坛以“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应对策略”为主题，吸引了300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金融危机下加快发展融资租赁业务”，“金融危机下的各国应对策略”，“金融危机下的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方向”，“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保险业应对策略”，“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扩大内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坚持两个相信、解决三大问题、提供四条建议”等等诸多话题，各界专家在论坛中交流学术观点，碰撞理论火花，共同探讨应对金融危机的可行性策略，提出诸多解决方案及对策。本期月刊有幸对李茂生老师的主题发言进行编辑刊发，以期与各地华安人在金融风暴的起伏波涛中，共同思索华安的发展前路。
中国经济问题的轻重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对世界的冲击确实很大，它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乃至一定程度下滑，人们的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市值缩水严重，中低阶层消费水平降低，等等。人们议论纷纷，其中不乏悲观派，电视、报纸、网站，铺天盖地都是悲观气氛。人们往往联想到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有人认为本次危机与那次危机差不多，甚至更严重，度过目前危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十年以上。在我看来，有些人在夸大，也有人在忽悠。我属于谨慎乐观派。我认为，本次危机并不如某些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我们无须如此悲观：
第一，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就远没有1929年开始的那场经济危机严重，走出危机也不要那么长时间。比如美国，那次经济危机使其失业率高达25％，社会总需求下降了50％ ；一方面有将牛奶往海里沟里倒的，另一方面又有成千上万人没饭吃、无家可归！而这次危机不同，例如次贷危机是使金融资产缩水了，但房子毕竟留在了美国；美国人的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美国还可以继续向别国征收铸币税作为度过难关的手段，所以，现在的美国人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好的，绝无上世纪30年代初之悲惨，尤其是美国的生产力、美国的竞争力、美国的制度优势并没有元气大伤。就世界总体而言，将目前的危机与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相提并论，也是危言耸听。别的不说，仅就那场危机最终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性大调整才最终解决，时间长达15年，而真正解决问题，是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1944年7月反法西斯盟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所形成《布雷顿森林协定》，决定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O，简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重建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之后。我认为，度过此次危机绝不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也不需要（而且不可能）另起炉灶重建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虽然有些国家跃跃欲试），本次危机所带来的问题，通过各国制度和政策的调整，短期内（最长三年）便可解决，不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第二，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更没有恐慌的理由。首先，我们完全没必要与此前的经济危机作对比。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比危机中的西方列强要凄惨得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续了60年的快速发展，自然没有必要与西方的经济危机去比较。现在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快速振兴过程，她面对的困难或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发展中的问题”。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对于我国，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最主要是迫使我们转换现代重商主义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是不可持续的对外贸易超高依存度和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其他问题与金融海啸无关），需要解决的最紧要问题是失去工作的农民工生计及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问题即使没有金融海啸，我们也要努力解决。我们之所以仍然认为“是发展中的问题”，并不构成一场危机，一方面，目前的困难和问题，的确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副产品，我国经济一直在快速发展，就是后患比较严重的现代重商主义，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变得弊大于利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困难与共和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面对的困难相比，无疑要容易解决得多。
逐步融入全球化过程的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要顺利“过关”，从上到下都要强调信心的重要。信心从何而来？我们认为，认清形势，对困难有清醒认识和科学判断，是树立信心的基点，这就是我要作以上分析的用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目前困难和问题可以掉以轻心。借用毛泽东常说的话，对困难，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在战略上，我们要有决心、有信心，有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压倒的气概；在战术上，我们要高度重视，要细心、耐心，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
我们究竟该如何做，才能较快走出目前困境，使我国经济能够继续健康发展？
变被动为主动，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三大问题
我们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看得不如主流经济学家严重（不严重是相对其他大国而言），虽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我倾向于认为目前主要是机遇。倒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发“世难财”的机遇，也绝不是可以到美国或其他地方去抄什么底、拣什么便宜的机遇，而是指我们在“危机逼人”时，不得不去解决多年来已经存在而迟迟下不了决心去解决的大问题。在世界经济状况较好时，我国经济中有些问题即使认识到应该解决，却由于利益集团的掣肘而无法实施，危机时期就不同了，它能迫使我们冲破阻力排除干扰去解决。
我们认为，这次危机迫使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可以用“抛弃”、“破除”、“改变”来概括。
（一）坚决抛弃现代重商主义（坚决抛弃外汇拜物教）。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事实上奉行的是现代重商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带来了、积累了颇难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许多人持不同意见。最近，有海派经济学家说，如果认为中国的增长方式有大问题，认为存在重商主义，那一定是经济学没有学好。我则认为，否定经济增长方式有大问题，恐难解释中国经济现状。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经济出现危机或出现全局性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制度问题，一是增长方式或模式问题。我国经济目前出现全局性问题，既然制度没有大问题是共同认识，那么，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有大问题，应该不难判断。在我们看来，经济学有若干种，各经济学家就其认可的经济学而言，可能都学好了，问题是各自所宗之经济学本身怎样，且各自所学还有个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实践检验问题。以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而论，有人信奉凯恩斯主义，有人反对用凯恩斯主义，其中谁的经济学学好了？打“口水仗”殊难认定。我们在此就事论事讲中国的实际。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多卖，尽可能少买或不买，将“出口创汇”作为光荣而响亮的口号，将创汇作为目标，盲目追求外汇储备增加，以致国内现在有约15万亿人民币的购买力没有相应的物资与之对应。这是典型的现代重商主义，它是我国目前面临经济困难的总根源，或者说基础性原因。这一点恐怕难以否认。时至今日，现代重商主义难道不该抛弃吗？
我认为，现代重商主义比古典重商主义更有害。其中道理不难理解。由于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又是有特殊用途的稀缺资源，在“黄金去货币化”的今天，货币包括外汇则仅仅是信用符号，所以，古典重商主义追求黄金这种贵金属货币，较之现代重商主义追求的信用货币，无疑有用得多。开动印钞机印美元（从1971年起美元已不能兑换黄金），比开金矿挖金子或淘沙金，要容易千万倍！黄金拜物教虽然不对，也总比纸币拜物教要强一些。如果说古典重商主义还有积极意义，黄金拜物教对其信仰者还有保值价值；那么，现代重商主义、纸币拜物教则用处不大而弊病丛生。我国现在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约折合15万亿元人民币），暂将其他因素抽象掉，粗略讲，就是全国人民平均每个人生产出一万块钱的东西廉价卖给外国人享用了，换回一万元货币符号，美元不能吃不能穿，他们最终要在中国国内市场消费，这会是什么后果？几年间国内市场就出现高达15万亿元人民币的供求缺口（平均每个人求大于供1万元！）这样的经济怎能不出问题？何况，美联储的印钞机一加速，我们的储备立马缩水。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加速发展经济却缺资金缺外汇，根据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双缺口”理论，我们当年千方百计有时甚至不惜代价扩大出口换外汇和利用外资，有一定合理性，不能认为当时的做法就是现代重商主义。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已不存在钱纳里的“双缺口”，就应该抛弃外汇拜物教，转到以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为目标、对外贸易以获得比较利益和稀缺资源方面来，转到以增加国民福利为依归上来。
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实行现代重商主义，导致我国经济以“双高”为特征的结构畸型。一是外汇储备占GDP比率高，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15282亿美元，外汇储备占GDP的46.5％。二是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据商务部统计，我国的外贸依存度2001年已高达38.5%，2002年即突破50%（51%），2003年更突破60%（60.2%），2007年攀升至66.2%，短短6年间提高了27.7个百分点，为世界主要大国之最。特别是大大高于垄断国际货币发行的美国和因资源匮乏而靠贸易立国的日本，值得深省。据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宫川彰教授讲，“从贸易总额看，2002年日本的贸易依存度是18.9%，美国是23.3%，中国最高，达到50%。根据出口计算，2002年日、美、中三国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10.5%、9.6%和26.3%。” 国际上有一个说法：“对于健康的大国经济结构来说，外贸依存度保持在20%～25%为适度规模”，这个结论是否科学，当然可以探讨。不过，美日倒是正好符合这个标准。不管怎么说，我国66％的外贸依存度实在是太高了。太高了风险太大，而且效益差。我们面临的风险正在显现，而效益差早已是事实，主要表现在：（1）出口附加值低。一个经典案例是芭比娃娃。据美国加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孙涤讲，一个最普通的芭比娃娃在洛杉矶零售价为9.95美元，但在香港的出口价是2美元，其中1美元为港人所得，0.65美元是进口的材料成本，所剩下的0.35美元则为国内所得，包括工资、管理和折旧、税费等等，以及老板的利润。孙涤文章中还有一个案例。2008年圣诞节孙涤从上海回美国加州度假，在飞机上与邻座的美国人Dan和Devon聊天。这两个美国人搭档在上海做生意，定牌生产“有机材料”的针织服装，出口给Neiman Marcus（俗称“你们马克思”）——美国最高档的精品百货店，“Dan和Devon告诉我，两人合伙，组织中国的厂商生产，假设一件T恤，出厂的成本价是10美元的话，卖给‘你们马克思’的价格是25—30美元，而后者对消费者的零售价则为75—100美元。”（2）出口坏账率高。2006年12月8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05）》披露，作为全球第三大贸易体的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风险，出口坏账率10倍于发达国家。（3）出口价低而进口价高。导致这种局面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外，国际资本存在某种机制，以致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我们卖什么，什么就降价。二是中国企业的行为与国际同行相反，出口时相互杀价，进口时竞相抬价。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大家都清楚，无需赘言。（4）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过大。这个问题，通过学习科学发展观，已引起各方重视，已无必要罗列其具体表现了。
（二）立即破除对外资外商外脑的迷信。
我党过去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现在一般只简单地讲解放思想。其实，破除迷信是解放思想的一种前提，迷信不破除，思想难解放。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党有过非常正确的方针，那就是平等地和外国人做生意，互惠互利；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不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不认为中国人比外国人蠢。可是，这些年的基调发生了较大变化。例如以下言行：
1、“你发财，我发展”。这里的“你”，指外商。此类始作俑者就不仔细想想：不赚钱的“发展”对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将发财与发展割裂开，我方的所谓“发展”势必退化为单一的GDP增长。比如，外资外商的血汗工厂确实发大财了，但它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连简单再生产都困难（可以分析近二十年来农民工的状况），哪谈得上人的发展？“你发财，我发展”，外商发财是实打实的，我方的所谓发展（其实是“增长”）则是不可持续的。以东莞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世界工厂，全中国的农民也都知道，这里是打工圣地”为例 ，东莞官员说：过去三十年，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全世界大批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另一件是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至于东莞呢？“我们可以把土地让出来，让别人发财 ，我们只要租金就好了”，东莞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发展模式：“盖厂房，收租子，然后盖更多的厂房，收更多的租子……直到无地可盖。”于是东莞的基层干部现在最不满意的是，那些不让盖厂房的基本农田，“反正都荒着，为什么不能跟穷地方换指标盖厂房？”我们当然不能赞同总是持续这样的“改革开放”。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凡有一亩三分地的农民都成为食利者的路，能走吗？能走得通吗？再说，像东莞这样比较“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地下水已经全被污染，贫苦的农民工被迫都得买矿泉水、纯净水喝；土地资源也已基本枯竭；当地患癌症者比例迅速攀升……这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吗？
2、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这些年也叫得相当响，结果如何？我国市场倒是给了外方，但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技术？事实胜于雄辩。抬头看看满天飞的客机，放眼遍地跑的轿车就清楚了。就客机而言，当年我们有“运十”的时候，欧美大型飞机公司千方百计要与我们合作、答应给我们技术，一旦我们“自废武功”抛弃了“运十”后，二十多年来，市场确实是给了外资：神州上空，干线上飞的清一色都是“波音”和“空中客车”，他们给我们的大型客机制造技术何在？事实是，二十多年后，“形势”迫使我们“重复昨天的故事”，又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大飞机了！再说汽车，韩国引进汽车技术二十多年，其自主品牌如“现代”等不仅垄断了本国市场，也早在国际市场分得了一杯羹，“现代”车在中国也不少（在北京还有厂子），而开放30年以后中国自己的汽车呢？将奥迪、大众、别克、本田、丰田、雪铁龙等等说成中国的国产车，未免太牵强了吧？
3、外国资本来是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其实，除了一些爱国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是真心为了祖国好，是真心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之外，绝大多数外资都是为了获得比在其本国本地更高的利润而来，且为达此目的，往往无所不用其极。而我们则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更没有做好准备。有人认为帮助过列宁的美国人哈默就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对哈默的到来连最高领导人都喜出望外。结果呢，哈默在平朔扒地球的皮，露天采煤破坏了中国的生态，在赚得盆满钵满后撤离，原答应恢复生态环境，结果抓住我们的官僚同意协议上写的“绿化”（其实“绿化”是哈默有意设的陷阱），仅仅雇人在回填的黄土上撒上小麦就交差，你不验收也没办法：麦苗长出来遍地绿，不是“绿化”了吗？哈默对中国生态破坏是永久的，我们只能吃哑巴亏。我认为，“哈默绿化”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中的特色词汇。
4、某些为政者的崇外心态。在现代化过程中利用外脑是必要的，问题是对外脑、内脑应同等重视，择善而从。然而，领导层有人认为，中国人中我最懂经济，能比我懂经济的只有外国人，或者再加上“海归”。若干年来，这类事我们经历得多了。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78级的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宦乡的侄儿宦国苍，在加拿大用英文名字写了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水平很一般，但当时国家非常重视，亲笔批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学习研究，惹得我们（宦和我等）的老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吴敬琏研究员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年我们被外脑忽悠之事并不少见，这怨不得外脑。总之，外脑要利用，但不可迷信。
5、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不给本国公民以国民待遇。此类事在所有对外开放的地方、领域、行业司空见惯。
（三）必须改变对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的歧视。
我们的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得益于农民、农民工能“忍苦顺变”。但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忍苦顺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为我们克服困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却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而不重视问题的解决。
前面提到1.9万亿美元（15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储备。怎么来的？主要靠出卖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前些年国际劳工组织要求我们提高农民工待遇，被我国主流经济学家斥之为“阴谋”，血汗工厂主“理所当然”地不给农民工加薪，他们“偷着乐”；两年前政府要求对农民工实行最低工资，则遭到外资港资台资声言“撤资”的威胁；去年实行劳动法，更遭外资民企及其代理人的反对……这些都是歧视农民工的明证。这类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从理论上分析，“农民工”存在的本身，就是与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或本质是相悖的。试想，自工业革命以来，纵观经济史，环顾全世界，除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将工人区分为“市民工” 与“农民工”的？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当年“羊吃人”，迫使农民进城当了工人，他们就与城里的工人一样，都是产业工人，哪有什么农民工？我党20世纪50—60年代推行工业化，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城当了工人，就成了受人尊敬的“工人老大哥”，有谁听说过“农民工”？时下中国的农民工，实质上是海外资本在中国实行野蛮资本主义的产物，有悖于我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度过难关我有四条建议
如何度过难关，无非是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落实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此，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不少具体对策。我主要以“发展租房市场以解放房奴，强化社保措施以善待农民工”为重点提出四条建议。
（一）听任附加价值低、劳工工资低、税收贡献小、不利于环保的企业（包括外港澳台资）破产或并购重组。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曾花巨资挽救金融机构，有经济学家批评说“小布什政府花钱买垃圾”。在我国，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外需骤减的环境下，有关部门竟还以增加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最近出口免税退税的产品达3000多种），以此来挽救这类附加价值低、劳工工资低、税收贡献小、不利于环保的企业，是不明智的，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此举与“小布什政府花钱买垃圾”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以此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困难，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我们建议，不要再向这类企业输血了，让它们自生自灭吧。这里所谓的“自生自灭”，就是由它们根据各自的情况自主选择出路，包括破产重组。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最需要调的结构，就是这类企业。在这样的企业破产或并购重组时，唯一需要政府管的，就是失业者，主要是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对因此而失业的，除按现有规定落实待遇外（清偿拖欠的工资，兑现失业保险），由财政一次性发放一定数量的特别失业救济，打工时间长的（比如5年以上），可在一定时间内每月发最低生活费，同时，再拨专款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
（二）取消农民工称谓，落实平等待遇。
首先，自农民进城成为从事非农的劳动者开始，实行“饭碗管户口”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坚决查处一切歧视来自农村职工的企事业单位，特别要惩处那些因出身于城市和农村的不同而实行同工不同酬的单位。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单位，包括大型垄断行业企业，普遍存在“市民工”剥削“农民工”的现象（在同一个单位，“市民工”干活少、拿钱多、福利高，农民工干活多、拿钱少、无福利）。以逐步消灭“市民工”、“农民工”之分。
其次，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自签订劳动合同后，即有权获得与同类市民工相同的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此外，工会也要保障其权益，不应再有“市民工”、“农民工”区别。
（三）财政筹集专款支持大中城市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由于制度与政策的不当，我国房地产市场成为近年对经济拖累最大的市场，究其原因，主要是这十几年来根本忽视发展租房市场，导致中国“房奴”之多为世界之最。为今之计，除了已经采取的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措施外，应由财政筹集专款支持大中城市大规模营造普通住宅用以发展房屋租赁市场，将大批被迫当“房奴”的中低收入者和新参加工作者，吸引到租房市场。理想模式是城市有30％以上的人租房住（不包括福利性的廉租房）。这样做的好处有三：（1）大批中低收入者和新参加工作者可以不买房当“房奴”，能刺激消费，使内需大增；（2）租房比买房住，有利于劳动力流动，从而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3）目前租房需求很大，建出租房可成为房地产业新的增长点，房地产业这一支柱产业的发展可增加就业，还能带动三四十个行业的发展，对实现中央提出的保增长、保就业的目标最有利。
（四）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
至少近五年来，我们就一直认为，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外汇储备，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的看法也不变。已经有那么多外汇储备怎么办？我们可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成战略物资储备，这比买美国国库券对国家民族来说，肯定要好得多。目前我们在战略物资交易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也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追涨杀跌。比如石油，涨价时买得多，价格低时反而买得少，说明在这方面我国的宏观管理水平比较低。美国等国对待石油的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借鉴。有媒体报道，到2008年底，美国石油储备7.02亿桶（离储备上限7.27亿桶相差无几），可供150多天使用，最近还打算增加2000万桶，接近最高水平；日本、德国、法国的石油储备分别可用169天、117天、96天。而我国目前的石油战略储备仅够用21天，还侈谈什么石油安全？所以，在每桶30—40美元的时候，多储备几亿桶石油使之逐步达到够用100天以上，该有多好！有人担心没地方放，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我想，办法很多：第一，可以藏油于民——委托民营机构代储，肯定大有潜力；第二，极端地说，哪怕回灌到区位好、地质条件好的油田去也是合算的；第三，大建储油设施。现在失业的农民工那么多，政府雇佣他们去修建石油储备库，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吗？其他战略物资储备类此。
坚持两个相信：相信党和群众
毛泽东有过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这是真理性的认识，至少在我们国家，办好事情、完成任务必须相信群众、相信党。
（一）我们应当相信党。
先说相信中国共产党。这次美国民主党的“牛奶巧克力”奥巴马当选，国际上包括中国的一些人有个说法，就是说美国民主党最能解决经济问题，善于克服经济困难。其实，二十世纪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能解决难题、最能克服困难的是中国共产党。我们暂不说政治、军事，只讲经济：（1）建国之初，神州大地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百废待兴，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散布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舆论，面对国内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搞军事一百分，搞经济是零分”的断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仅用3年时间，就消除了长期战乱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中华民族从此走上振兴之路。（2）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连续3年严重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和左的错误等三大因素综合作用，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这时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面对如此严峻形势，纠正了自身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也只用了3年就度过了危机。（3）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也形成了一定冲击，在其他国家焦头烂额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应对得当，将困难消解于无形，那更是有如毛泽东说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了，说“风景这边独好”并不为过。所以，我们应该坚信世界上最能克服困难的中国共产党，相信党能领导我们比较顺利、比较快地度过这次难关。
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这次能不能一如既往领导全国人民比较快、比较顺利走出山重水复重入柳暗花明之境界，前提是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有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以及继续得到群众的充分信任。
（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相信群众，就是相信我们的人民。回顾克服上述3次困难中中国人民的表现就足以证明。三年困难时期，3000万已在城里有了工作的新市民，我党一个号召，就不讲任何价钱很快回到了“广阔天地”，他们“忍苦顺变”，为国民经济迅速度过难关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多么好的群众，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这样好的人民吗？也许有人说，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此群众恐怕不是彼群众了。在我看来，群众中虽然有些人不那么纯朴、不那么吃苦耐劳、不那么勇于奉献了，但是，那毕竟是极少数，量变还没有引起质变。比如说下岗工人、农民工，我想，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工人如果“享受”他们这样的待遇，能如此“忍苦顺变”吗？然而，他们却一如既往相信党。
当然，群众能够被相信，也是有前提的。最主要的，就是群众要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相信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是能够带领他们克服暂时困难的，所以他们能“忍苦顺变”。我们党和政府千万不要辜负他们才行。而我党正在采取和将要采取的应对之策，也正在加固这个前提，正在强化群众的信任。
作者简介：李茂生，湖南省祁阳县人，1943年3月生于广西桂林市。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62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工作，在此期间，曾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1994年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4月至2005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2005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国内十余所大学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北京市等地人民政府顾问等。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财政、金融（含保险）。已出版个人专著5部，主持或参与主持6部大型工具书（包括《中国金融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二百多篇。其中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有8项。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给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2001年取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作者简介：李茂生，湖南省祁阳县人，1943年3月生于广西桂林市。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62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工作，在此期间，曾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1994年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4月至2005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目前本兼职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特华财经研究所所长，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学术总指导。
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二百多篇，主要著作有《中国金融结构研究》、《金融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中国财政政策研究》、《中国证券市场透析》、《经世济民初探》、《经世济民再探》，以及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证券市场报告》、《做大做强中国保险业：理性认识和战略行动》等。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给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2001年取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