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文学，后法律
文学是一个人的江湖，“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春上旧亭台”。洋人似乎也一样，诺贝尔文学奖通常只颁给一个人，物理奖、经济奖什么的常是两、三人分享。法律不同，法律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不用课堂教学，也可以产生作家，而且可以产生很好的作家，但很少听说法律有自学成才的。法律重严谨，文学重奔放。如此看来，法律和文学似乎相隔很远。其实不然，文学与法律其实是相通的。而且我顽固地认为，先文学，后法律。
文学是统帅，是灵魂。法律是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妥协。而在文学作品中，个人的自由经常发挥到极至——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现实中人是不自由的，人受到许多限制，但人的内心渴望自由，我们的心灵也可以有自由。人有心灵的自由，正是因为有这种个人自由的发扬光大，才能有真正意义上妥协。如果个人或个体都没有真正的独立或自由，如果连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都没有，妥协又从何谈起？而不是通过妥协产生的法律，在适用中必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人们不会从内心对这些法律有敬畏之心，只能靠压服让人们屈从。
文学作品是有灵魂的，而法律条文本身并没有灵魂，需要法官赋予其灵魂。我以为有了白居易，才会有法学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善法。不是吗？我坚信，先有“相逢何必曾相识”，才会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联邦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说过：“自由置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如果我们心中的自由已死，那么世上任何宪法，任何法律，任何法院，都无济于事。如果我们心中有自由，即便没有宪法，即便没有法律，即便没有法院，那又何妨？”
文学家和法官对人都充满关心。对于弱势群体和处于弱势状态的人，作家和法官有发自内心的关怀。比如，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上帝。可父母不是上帝。”如果法官对这句话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在家庭法诉讼的审判中会是另一种取向。
在法律、法治建设中，文学作品还有其特殊作用。比如《秋菊打官司》，这部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是被作为案例来解析的。在美国，小说就是小说，如何能够作为既定事实来演绎法律？美国学者讨论法律，事实大多是引用法院的判例，尤其引用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一审中当事方主要打的是实。诉讼也涉及法律的阐述，但法律学术讨论则主要是研究，事实已经由法院做了认定，对事实部分有了共识。这样大家可以放下心来讨论判例。很遗憾，中国没有如此深入人心的判例，所以只好借助广为流传的文学故事来演绎法律。
在中国现阶段，以文学故事来演绎法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表面真人真事所可能引发的争议或诉讼。在现阶段中国，是非观念、真伪观念已经极为模糊。法院在判案方面缺乏应有的道德权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借助文学故事来讲法律。
我顽固地认为，只有伟大的国家，才会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看看唐诗宋词，就能感受到当时中国的伟大文明。美国是法律大国，但美国也是一个文学大国，甚至可以说首先是一个文学大国。美国开国之初，就有戴维·索罗、爱默森等人，他们的出现远在律师群体横行美国之前。美国有大批文学家，仅诺贝尔又学奖得主就有十来位。中国现代文学比较弱，要害是缺少幽默。中国文学最大的败笔，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败笔，就是缺少幽默。幽默的实质是自嘲，承认自己不是绝对正确的，承认并尊重自己的对立面。幽默在英、美法律中也有对应，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中的不同意见。
中国的作家大多不敢面对现实，并且成为传统。张爱玲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作家。但处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张爱玲基本不谈民族的苦难。何止是张爱玲，钱钟书也一样。《围城》是被公认的优秀作品。但就是这部好作品，也不敢正面写抗战，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尽管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间段。更要命的是，尽管文学作品中我们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但文学作品中杀人的勇气委实不小。《水浒》中的好汉大多杀人如麻，杀贪官奸臣，更杀无辜的平民百姓。贪官污吏陷害忠良，忠良则滥杀无辜。《水浒》中的第一好汉武松杀贪官是个英雄，但杀的兴起时丫鬟也杀，养马的长工也杀。贫苦出身的李逵更是以杀人为乐。最令人不安的是，《水浒》中杀人杀的轻巧，全不把杀人不当一回事。岂止是《水浒》，中国武侠小说也是这样，杀人轻松愉快。当然，武侠小说是否可以归作文学作品一类，确实还是一个问题。
轻松杀人——好莱坞大片也有这个问题。好莱坞大片中杀起人来也是轻松潇洒，其典型代表是施瓦辛格的动作片。而我们大多看的兴高采烈（这样看来，不仅帝王喜欢杀人，百姓也喜欢杀人，至少是喜欢看杀人）。但除了大片之外，美国还有比较严肃的作品，而且好莱坞大片中也有比较严肃的作品。
我们这个民族可谓苦难深重，但为什么总是小人得志，残害忠良？这点法律规定本身无法解释。我们的立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了，至少是最好的之一。立法难以解释我们的问题，判决书难以解释我们的问题，法律学术文章也难以解释我们的问题。文学可以解释。我觉得，北岛的两句诗便全说清楚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真实写照。
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选择永远是痛苦的，经常是两难的局面。文学作品充满选择的痛苦：是背叛主义还是出卖亲友？伟大的作品来自冲突，冲突来自矛盾，而选择又是典型的矛盾。律师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法官不行。法官必须平衡各种利益，在价值方面有所取舍，而且经常是在道德方面有所取舍。选择或取舍是人面临的永恒挑战。比如堕胎，在美国就是很难选择的问题，美国人民也因此而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堕胎派一口咬定堕胎是妇女的权利，而反对派则认为婴儿的生命权重于孕妇的权利。他们不仅要求法官做出困难的选择，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出理由。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文学则向传统的道德定式挑战。文学家是开路先锋，法学家不敢说的话文学家敢说。但如果没有文学家的呐喊和彷徨，法学家思索和讨论的范围就会小的多。至少可以这样说，在没有文学家的世界里，法学家会很孤独。
朱伟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