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 历史的阴影
四月，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G20）即将在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在美国新政府刚刚成立数月的情况下在伦敦召开。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世界主要大国也曾在1933年的峰会上聚集伦敦，当时罗斯福也刚刚上任不久。回顾1933年的伦敦会议，我们得到提醒：一次国际会议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轰然倒塌的糟糕情形。
但就历史来看，筹划伦敦会议早在罗斯福宣誓就职之前就完成得差不多了，正如目前的伦敦会议早在奥巴马上任之前就已确定日程。过去，总统是在三月份上任，但早在看守政府期的一月，外交官就已经在制定伦敦峰会的议事日程。
与现在一样，当时的终极目标是要修复一个破碎的世界。有这样一种感觉：工业国家的经济困难只能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才能解决，并且，这个新体系只有靠微妙而甘于自我牺牲的合作才能完成。毕竟，彼时的大不列颠更早地开始了衰退，两大政党联合组成了麦克唐纳政府。德国国家银行主管雅尔玛·沙赫特即将代表新的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到伦敦出席会议，希特勒在那年的一月刚掌握政权。
美国最直接的目标是通过智慧、微妙、精确的构想来重建英法与美国之间的金融关系。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的决定加深了美国的衰退。储户们认为美国会紧随英国的政策，于是纷纷把他们的黄金从美国银行中提取出来。贸易也在议事日程之上。当时，美国民主党主张国际自由贸易，新的政府想要结束循环中的贸易报复——自从胡佛（译者注：美第31位总统，1929年3月4日至1933年3月3日在任）签署惩罚性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译者注：美当时实行的贸易保护法案）以后，贸易报复就取代了自由贸易。情况十分紧急，在启程的前夜，总统对他的团队说，“采取快速的行动，少发空谈。”
然而，这个谈判团队自身却存在各种矛盾。每个代表似乎都有略微不同的使命。对于代表团团长、国务卿康德尔·赫尔来说，这是一次贸易方面的“朝圣之旅”。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正对英美双边关系造成特别的损害。赫尔相信，避免“一战”残杀再次发生的最佳选择是通过削减关税，签订友好协议来赢回英国的心，同时安抚好协约国（以及潜在的协约国）。通过更自由的贸易，他相信“一国不会再疯狂嫉妒另一国，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准将上升，从而消除滋生战争的经济上的不满”。赫尔搭乘了安全的远洋轮船，坚信当他到达英国的时候，总统已推动自由贸易法案在国会通过了。
詹姆斯·卡鲁斯是一个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他经常反对赫尔的看法。内华达州参议员基·皮特曼前往伦敦时代表的是白银的利益，他希望新的国际白银协议可以推高他所在州所埋藏着的矿产的价格。詹姆斯·沃伯格（译者注：银行家，曾任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也是外交协会成员）是保罗·沃伯格（译者注：德国犹太移民，英法罗斯切尔德家族代理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第一任美联储董事）的儿子，他去伦敦是要恢复美国的金本位制或类似事物的基础，当年春天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译者注：1933年4月19日，罗斯福取消金本位制。）
接下来所发生的是一场错误的喜剧，这些错误如此明显，以至于被史不绝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费斯坦率的《1933：危机中的人物》。特使们还在罗斯福号轮船上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困难重重。赫尔收到消息，罗斯福并没有推动他的自由贸易法案在国会通过。他意识到，他将因此缺少手段去说服英国同意苛刻的自由贸易条款，“我怀着最好的期望启程前往英国，但是到那里时已是两手空空”。
美国或许很准确地感觉到了，欧洲不会接受任何的妥协。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美国代表团内部的深层次争吵。赫尔钳制着新贵莫利的影响力。罗斯福则保持着距离，在大西洋上游弋，时不时地开火，发出一些相互矛盾的电报。莫利疯狂地游说总统，但罗斯福以广为人知的“重磅炸弹”来回应莫利，这个电报似乎与赫尔不一致，也与寻求秩序的最初计划不一致。（译者注：1933年7月3日罗斯福的电文攻击会议将重点放在货币、汇率问题上，认为会议的宗旨应在于财政稳定，直接导致了会议的失败）罗斯福的电报攻击了被国际银行家所崇拜的黄金，并且主张各国家单边制定货币政策。美国已开始着手准备。实际上，罗斯福的重磅炸弹意味着会议的结束。
就像某些多哈回合谈判那样，事实上伦敦会议拖了很久才结束。耻辱是全方位的。在一次游园会上，英国的乔治五世告诉一位外交官：“麦克唐纳被愚弄了。”虽未到任，麦克唐纳政府已受威胁。七月底回家之前，一度高傲的与会者绝对陷入了酗酒、低俗笑话与脏话的洪流中。
其实有一些国际观察家已从罗斯福的疯狂中看到了一些方略。当时的凯恩斯主义者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本人，他相信罗斯福所做的是“非常正确”的。与今天的住房院外游说相对应的，是当时的农场游说势力。今天，美国人失去住房的情景改变着总统们的计划；当年，居民不仅仅失去住房，还失去了农场。同时面对愤怒的游行农夫和愤怒的有表演天赋的外交官，罗斯福选择了后者。一贯倚重的智囊都不在身边，罗斯福开始不顾一切地更多地关注通货膨胀论者，特别是乔治·沃伦，一位康奈尔的教授。
沃伦有一个适应政治现实的再膨胀的计划：美国通过购买黄金来推高农产品价格。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仅限于理论，就好比说用一根水管把水注入大洋可以抬高海平面一样。罗斯福的幕僚也认识到了这点。
也有人认为罗斯福的重磅炸弹根本没有多大破坏力。普林斯顿的学者哈罗德·詹姆斯认为，会议难以解决深层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到1934年，罗斯福坚决地抛弃了沃伦以及随意的黄金购买行为，回到了金本位制，甚至对赫尔的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加以立法。笔者认为，伦敦会议真正损害的是外交以及民主制度，而非货币或贸易。费斯在《伦敦1933》中写道，“唯一的赢家是德国和日本。”今天，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并引起相应后果，拉美则在观望。同样的事曾发生在1933年伦敦会议之后的欧洲。当时欧洲的独裁者们得到的信息是美国以后不会出现在欧洲，进程将任由欧洲自己决定。结果，代表希特勒出席会议的施赫特再次出现在镁光灯面前，是在纽伦堡作为战犯被审判。
我们这一代的G20会议与过去不同，有着银行业、经济刺激、货币政策等方面的议程。但在“预算责任”（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所抱怨的“稳固的、可承受的财政政策”）及将数以兆计的经济刺激资金注入美国经济体的“观察到的需求”之间，要有一个平衡的张力。并且，更重要的是，仍然有战争的问题潜伏在现在所看到的经济层面景象的地平线下。当年的德国就是2009年的俄罗斯。1933年给今天的教训就是，外交问题可能比具体的货币或银行协商问题更棘手。这一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但的确会在伦敦不期而遇。
（《福布斯》 2009年3月23日）
阿米提·什莱斯，编译杨红波
阿米提·什莱斯（Amity Shlaes），《福布斯》专栏作家，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经济史高级研究员，《被遗忘的人：即将到来的巨大的萧条史》一书作者，书中指出罗斯福新政并没将美国从大萧条的泥沼中抽出身来，反而恶化了事态，帮助美国摆脱大萧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