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衡与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的筹办与发展
王珏麟/宁波
这家公司的成立，是太平洋战事爆发而促成的，所以它的名称定为了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原来的意旨还希望向南洋群岛发展，这也是定名“太平洋”的一个原因。
一
1942年，原太平保险公司协理王伯衡在太平保险辞职几个月后，约了几个好友准备到重庆大陆银行发展。在拜访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大陆银行在重庆唯一的常务董事钱新之时，钱新之建议王伯衡到交通银行即将筹办的保险公司去工作。王伯衡在其回忆录《从太平保险公司到太平洋保险公司》一文中回忆道：“见面时，钱新之对我说，银行的黄金时代业已过去，大陆银行不必改组，你也不必当它的经理。倒是我们交通银行需要另办一个保险公司，你来的正好，这个任务就请你去担任吧。”王伯衡再三思虑和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后，答应了这个差委。
在王伯衡等人的努力下，1943年12月8日，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这家公司的成立，是太平洋战事爆发而促成的，所以它的名称定为了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原来的意旨还希望向南洋群岛发展，这也是定名“太平洋”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在10月1日就已先行营业，主要经营水火保险及各种财产损失保险。唐雄俊在其《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一文中也这样记载道：“太平洋保险公司在重庆成立时，震动了整个保险界。”太平洋保险公司成立时，总公司和重庆市分公司均在重庆五四路60号办公。抗战胜利后，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迁址上海的四川中路261号，现在是广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办公所在地。
二
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开业后取得了长足进步，分析其成功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主要投资方为交通银行，占股份的45%。其余55%的股份由川康银行、新华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民生实业公司、中华实业公司及华侨企业公司等参与。这些银行企业与钱新之关系密切。公司初始资本金为法币1000万元，后资本金增至法币1亿元。
二、加强了分保工作。为筹建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用王伯衡的话说：“第一步就是进行分保出路的探索。”经过王伯衡对重庆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分析，他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分保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总经理阿尔提亚以及伦敦商务分保公司的总经理考尔朋两人电报联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两公司均同意给我最大限度的帮助，分保限额出乎常度的庞大，还破格分给我们以回头生意，在新公司未正式开幕前，可将分保限额提前运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开幕以前先营业，这些都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分保出路有了后盾，其他筹备手续也就立即进行。”
但从唐雄俊在其《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一文中可以看出，王伯衡得到外资再保公司的分保并不是很容易。该文说道：“1943年某日，重庆五四路太平洋保险公司（一家以交通银行为后台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收到了伦敦一家保险代理商发来的复电。译文内容可译为：‘分保限额已用尽，请与分保联合办事处联系。莱斯利·戈德温。’……这位负责人收到这份电报，诚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使他吃惊万分。”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是由中国、太平、宝丰、兴华保险公司在1943年组成的，是一个再保险（分保）集团。“办事处的做法是把四个公司原来所有国外的分保限额全部集中在一起，并且还同伦敦市场洽商订立了一份具有600条线的分保合约……这个合约是基本上把伦敦市场上的分保限额全部包括在内。”在四联分保办事处正式开业不久，理事李启宇收到了一封来自王伯衡的警告信，主要内容是四联分保办事处的成立，完全是针对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的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保险业竞争是非常激烈的。1944年7月1日，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与伦敦保险经纪处签订了预约分保合同，当日生效。规定：最高限额以每拖木船不超过国币966万元，分保佣金为10%。到了11月30日，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已经接受国内同业水火险固定分保者共18家，并与伦敦塞得维奇、柯林保险公司和经纪处等相继订立火险、水险、空运保险、再保险合同。
三、机构的快速发展。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成立后，迅速在昆明、贵阳、兰州、西安、成都、内江、自流井、合川、宜宾、万县、泸县、乐山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抗战胜利后，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迁址上海。迁址后，公司又在南京、镇江、苏州、无锡、杭州、温州、芜湖、蚌埠、徐州、南昌、厦门、长沙、汉口、宜昌、沙市、广州、梧州、汕头、福州、天津、北平、石家庄、唐山、青岛、济南、长春、沈阳、香港等地增设分支机构46处，并广设代理处、建立业务网。例如在1946年12月26日，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与北海、南益、安行保险公司订立合约。委托后者用“太平洋保险公司代理处”招徕保险业务。
四、组建了稳定精锐的员工队伍。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成立时聘请外交界前辈、浙江宁波奉化人王正廷为董事长、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钱新之为总经理。王伯衡曾这样描述钱新之：“钱新之虽是一个银行家，但对保险事业有莫大的兴趣，他这个总经理不是挂名的，每日下午必到公司办公1小时左右，所有出入公文要件必亲自批阅，有时还研究保险原理。”浦心雅、王伯衡为协理，浦心雅负责财务，重要职员由交通银行调派。王伯衡负责业务，主要骨干从保险界和太平保险公司进行选聘。王伯衡讲道：“公司内部的重要职员，总务、稽核、会计、投资4部门由交通银行在其员工中挑选调充。秘书、火险、水险、分保4部门则由我在重庆及西南各地保险界中物色适当人员担任，其中有些也是太平公司辞职而来的。”但实际上，太平保险的人员辞职而来，绝非王伯衡这样轻描淡写。从唐雄俊在其《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的诞生和结束》一文中记载：“他们的（指太平洋保险公司，笔者注）经营完全是以抢太平的业务为主要奋斗目标，同时还千方百计挖太平的墙脚。如出高价挖太平的人才，使太平的业务减少，人才凋零。”因为“太平有不少高手已被太平洋挖去，留下来人员中没有比较合适的”。这致使重庆四联分保办事处成立时，在谁当分保办事处经理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才挖脚与现在保险业人才争夺是一样的激烈。抗战胜利后，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迁址。迁址后，人员扩充到100多人。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所有分支机构的经理，大都由当地交通银行经理兼任。总公司则派遣熟悉业务的人员前往襄助处理业务技术工作。保险机构均附设在交通银行内，成为当时四大官僚保险机构之一。
五、可靠的业务来源。公司成立当年，制定了《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火险限额表》。业务来源主要依靠交通银行的投资、押汇和贷款抵押的物资保险。此外，还有从太平保险公司转来的基本业务，包括开办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盐载保险”。在1942年到1945年，川盐银行让出40%的盐运业务，交由中央信托局、中国保险、太平保险3家办理，并为此成立了盐运保险管理处。太平洋水火保险公司成立后，呈文上报了《筹建保险四联总处意见》。提出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国家银行所设的保险机关组成保险四联总处，认为重庆四公司分保联合办事处“尚未遵照政府保险管理法规增资改组之先，即由此妨碍国策，垄断同业之组织，尤非所宜”。由此取代了太平保险公司加入盐运保险管理处。1944年，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形成了由4家官办公司共同分配40%保险份额的“四联”。同年7月1日，太平洋、中国、宝丰、恒昌四家保险公司合办广西省盐运保险。
三
上海解放后，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被军管会保险组接管，宣告停业清理。21世纪初，林震峰先生在接受时任《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副主编徐晓采访时曾谈到接管情况：“解放前，上海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主要是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家族’所属的保险机构。外贸部军代表接管了其中的中央信托局，然后将其下属的产物保险处和人寿保险处划归我们，我们派了姚洁忱作为军事联络员，负责两处的接管工作。另外两家也分别派了联络员，陶增耀去了中国农民银行所属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交通银行所属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联络员是徐天碧。”据《1991—2001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史料第一卷下》中记载：“太平洋保险公司接管日期是1949年5月，接管人是军代表孙文敏。”从我掌握的史料看，这二者应该是不矛盾的。孙文敏当时是军代表，又是保险组副组长，当时由于接管的保险公司众多，因此负责太平洋保险公司联络的主要是徐天碧，但最终负责接管的人应该是孙文敏。
（作者系中国保险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