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记忆
周思明/深圳
一
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锺书、杨绛、叶圣陶、俞平伯、卞之琳、艾青、臧克家、吴祖光、骆宾基、秦牧、汪曾祺、端木蕻良、萧红、萧军、萧乾、赵清阁、何为、金庸、张贤亮、夏志清……在潘耀明先生《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一书中，出现了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该书以碎片化的散漫文字，记述作者与中国现当代诸多文学大家、名流的交往经历，读之可以了解到先贤们的不凡故事，要知道，这些故事可是在文学正史里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显得愈发弥足珍贵。
二
书中“令人惋惜的茅盾”这节，让我想到许多。茅盾最初接触文学的1920年，是以文学批评切入。据初步统计，茅盾毕生所撰文字约1200万字，仅文学批评就占洋洋500万言。茅盾在文学创作起始，即高扬写实主义与为人生的大旗，虽然囿于历史局限，亦难免被历史大潮裹挟，以救亡图存和阶级斗争为重，以革命性、工具性、实用性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原则，将文学作为达到特定历史阶段政治蓝图的手段或附属。可以说，茅盾作为作
家和批评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在政治/审美这根“二维”平衡木上游走，并作出自己既独特也无奈、既主动也被动之选择。反观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建设，从“五四”时期提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到1925年之后向前推进，再到构成1930年代之后的“革命文学传统”，茅盾始终是砥柱中流、扛旗领军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文学理论批评活动使其文学创作实践达到相对自觉的程度。
对社会思潮的过分认同与不懈追随，加之个性等因素的影响，茅盾的文学批评难免有“遵命”“趋时”之嫌，并出现了工具理性的倾斜与偏差。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茅盾在工作中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作为文学评论家，茅盾多次陷入因文罹祸的泥淖；作为文艺政策的诠释者，茅盾往往言不由衷、自相矛盾；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茅盾在创作上多次尝试却都半途而废；作为一个求真向善心仪美、现实倾向明显的文学批评家，茅盾既与中国许多批评家一样始终与时代保持一致，并常常被时代所挤压，为政治所左右，但又尽力自觉地遵守文学发展的纪律、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履行一个有良心、有良知、深谙文艺特殊性的内行专家的神圣职责。对此，茅盾并非混沌不觉，也常常为此深感困惑，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力图使批评既稳健有力又适应时代，他力主为文学主潮推波助澜，而不是被动乏力地随波逐流。他以一位批评大家的卓异才华与过人气魄，面对浩繁驳杂的作家作品、文艺思潮、文学现象，挥笔写出一篇篇颇具思想深度、审美厚度、知识广度的文学批评力作，深得文学界人士的拥趸。潘先生这部书对茅盾的记述，可使读者对茅盾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六大家之一产生更为深刻和清晰的认知。
三
潘先生在书中谈及，沈从文先生1949年迫于种种原因，放弃了对他钟爱与擅长的小说写作，去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做了一名讲解员，全身心投入潜心研究古文物，在极不顺利的条件下，毅然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被周总理以国宝赠与外国贵宾的颇具文化价值的文物研究巨著。沈从文作为文学、文化大家，可贵处在于，无论是在顺境或是逆境，他都没有离弃对文学和文化的追求。
书中有关沈从文的章节，让我产生了强烈共鸣。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对沈从文小说研究。考察这位文学大家的一生，其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道路，可谓坎坷崎岖。沈从文的名字，似乎命定他的一生就得“从文”。这个名字，是在他年轻时由一名算命先生动议下由沈崇焕改过来的。沈从文学历很低，也就勉强读过小学，好像还没毕业。然而，有一年我去北大培训，顺便参观北大校史馆，在众多大师肖像如蔡元培、鲁迅、钱三强、马寅初、钱锺书、冯友兰等中，看到赫然展示着沈从文的肖像。
有句俗话说，人从书里乖。提起沈从文，我想起他的北漂故事。当年沈从文背井离乡只身一人北漂时，不像现在的那些莘莘学子，包里揣着博士硕士学士文凭。他想考北大，其难度可谓瞎子登山。屡试不第的他，干脆放弃考试念头，直接写小说，当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靠一支笔打天下。当作家谈何容易？前提是多读书，读很多很多的书，而且还要消化，这才能进入更高级的创作境界。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沈从文，彼时困顿到了要求助当时已声名鹊起的创造社作家、小说《沉沦》作者郁达夫。在郁达夫的帮助下，他才度过那段艰难的寒冬岁月，继续苦读苦写。假以时日，沈从文的名气在京城如滚雪球般大了起来，最后竟与胡适、朱光潜等文化名流成为同事，做了京城高等学府的国文系教授，专授小说写作。
鲜为人知的是，沈从文儿时，也是很贪玩的，甚至还有逃学看戏的糗事。事发后，老师严厉责问他为何旷课。他羞红着脸，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老师气得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第二天，老师又把沈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溜去看戏。昨天我虽然羞辱了你，可这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师一番话，警醒糊涂人，让沈从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自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自此，沈从文读书非常用心，进步很快，为日后从事文学写作，进入文坛，成为一名靠读书、写作谋生和立足的作家、教授奠定了基础。
1949年以后，沈从文“从文”不得，乃被迫转身，去了故宫博物馆，做一名文物解说员，并潜心研究古代服饰。1969年冬，年近七旬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沈从文，同许多文化名流一道，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养猪种菜，拉车垦荒。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在手边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笔记的情况下，硬是将满脑子的丝漆铜玉、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使失散的书稿再度复原，最终成功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经典书籍。沈从文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在农村五七干校期间，对我的记忆力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血压一度上升到二百五十，还是过了难关，可能和我用心专一，头脑简单密切相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沈从文靠自学成才，驰骋于文学/文化领域，且建树辉煌。他先当作家，写出《边城》《长河》等蜚声海内外的文学经典；后又成为古文物学家，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经典，真的很了不起。
四
书中“艾青:我爱这土地”这节，谈及诗人艾青的一些往事。作为艾青的“粉丝”，潘耀明曾收到偶像赠送的“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艾青诗句）墨宝，忆及此事，潘先生说：“艾青一直在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这两句诗是在4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首长诗叫《向太阳》。艾青曾经说，这首诗是向中国伟大人物致敬，那些‘把人们从一切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人物’，这首诗是向他们致敬的。因为这些人物的出现，艾青从黑暗的年代突破了，那种感觉是很震撼的，就像‘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的感觉，他写出这样的气派，就像那些伟大人物的气派，在一个动乱时期，在一个黑暗社会里产生的那些伟人，向他们致敬。”这又勾起了笔者对艾青诗歌的联想。
说到诗歌，我发现，现在有些诗不光读者读不懂，连评论家也读不懂。当然，读不懂的诗，未必不是好诗。但是，诗歌要让更多受众产生情感共鸣，首先就应该要让他们懂。纵览古今，不管是古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还是现代诗人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等，这些诗歌名家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那便是好读、好听、好记、好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享有盛誉的优秀诗人，艾青是绕不开的一位。艾青的诗，《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向太阳》《黎明的通知》《归来的歌》《雪莲》等等，朴实、亲切、自然、深沉，带有浓厚的悲悯意识和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
以艾青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艺术并未过时。象征主义是艾青诗作突出的美学特征，他的诗风自由奔放，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束缚，甚至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和字数、行数的整齐划一，但是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一种变化中的统一。他的作品雅俗共赏。抗战期间，新诗特别繁荣，艾青的读者以青年人居多。如果说写出《再别康桥》的徐志摩的读者主要是上层知识分子，写出《雨巷》的戴望舒的读者主要是“缪斯的选民”，那么，艾青的诗，却可以被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读者所热爱，并产生共鸣。
检视当代文坛，不能说没有好诗出现，但那些以自我娱乐为诉求的封闭式诗写行为，我认为是匮乏人道主义与诗歌审美精神的。它们忽略了善和爱，它们对人的生存、尊严、价值、幸福和发展，对和平、宽容、同情等伦理思想是麻木的、无知的。诗歌，应该具有小我与大我糅合的崇高精神；将时代情绪、民族传统同诗人的个人气质完美契合起来。诗人，不能把目光仅仅投射于自我内心的情怀感受之上，而要打开眼界，关注到更为广袤的土地，让自我忧愁与民族苦难相结合，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调，杂糅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多元艺术方法，创作出深沉、激越、奔放的书写“中国经验”的现代新诗来。
诗歌写作，其实也包括整个文学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乎心灵的艺术。所谓“阅尽人间千般事，好诗不过是人情”。读潘先生这部书，也使我对艾青这位中国现代诗人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优秀诗歌的价值和魅力告诉人们，无论写什么，如何写，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人群共通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体现，都是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可见，诗人要建构自我乃至大众的精神家园，就要像艾青这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让更多读者读懂，为普罗大众所用。
五
本书也有对钱锺书的介绍。钱锺书是现代中国的一位旷世罕见的文学天才。他藏书不多，却满腹经纶；他精通创作，也深谙理论；他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作品创作双重领域，都致力于求真向善寻美的母题体现。他既能创作出像《围城》那样的旷世奇书，也能撰写出像《管锥编》《谈艺录》那样博大精深的文艺理论著作。
考察钱锺书的文艺理论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两部著述：《管锥编》与《谈艺录》。《管锥编》被文学界誉为通奇之书，涵盖周赅，文茂辞诚，神机妙算，独迈超伦。《管锥编》出版后，钱先生声名鹊起。现在的人如果能有如此声名，肯定是到处讲学，接受采访，电视有形，报纸有文，百家讲坛，家喻户晓，赶场赴会，不亦乐乎。然而钱先生却一反俗常，闭门谢客，此举固是因其年老不胜世人打扰，但钱先生更深知“行出于众，众必非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理，声名一高，诽谤必随，而独甘于恬淡寂寞。后人对《管锥编》如何看，钱先生早有逆料。
有人说，钱锺书是大学问家，而不是大思想家。我却不以为然。私以为，思想与学问不可分开，仅只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有人寓思想于学问中，有人则把学问通过思想来表达。钱先生眼界宽广，贡献之
一是扩大人们学术资源眼光。钱锺书的另一部著作《谈艺录》，被誉为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通观《谈艺录》，可以看到它所体现的诗学观点在情为诗之源、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与《诗大序》一脉相承并且各有所发展。书里还提到，萧乾先生晚年身体不好，在治疗癌症的情况下，他跟太太文洁若依然在翻译《尤利西斯》这部被认为是世界文学经典中最难读懂的作品，而他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勇气做着并非容易的翻译工作，这种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感谢潘耀明先生。他不仅赐予笔者“读人之书”的机会，也赋予笔者“说书中人”的机缘。潘先生身为香港明报总编、作家、出版家、文学活动家，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对名流大家的敬重景仰，从书中字里行间不难体察。潘先生所接近与痴迷的这些文学大家名流的卓越才华与卓尔不群品格，不期然而然地影响与涵养了他的文学情怀，亦推进了他的文学写作。古人说开卷有益，当指打开有价值的书而言。潘耀明先生这本随笔集，以看似随意的笔法，为读者如我注入许多难能可贵的文化能源。尤值珍视的是，对所述大家名流，作者的书写态度是：不虚美，不隐疵，客观还原，真实记录，这点确乎令人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