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应对社会冲突风险与服务社会治理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法国6.27骚乱引发的思考
6月27日，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区截停一辆汽车时开枪，造成驾车的17岁阿尔及利亚裔少年死亡，从而引发种族歧视指控，以此为导火索的骚乱愈演愈烈。截至7月4日，全法共有5900辆车被烧毁，1100栋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破坏，针对警察局和宪兵队的攻击达到270次。这是法国继今年3月份因延迟退休法令引发的骚乱后，又一次因为社会事件引起全球关注。当时《新闻周刊》报导的标题是“巴黎正在燃烧”。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定义，“冲突”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激烈对立的社会互动方式和过程，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直接的反对关系。冲突的常见表现形式包括国内或国家间战争等群体冲突、恐怖主义等蓄意破坏行为以及抗议游行等引发的骚乱乃至政变事件。全球社会冲突事件在2018-2019年的频率达平均每季度10494起，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2022年初，社会冲突事件的季均发生频率达到11933起，相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上升14%。ControlRisks集团研究发现，民粹主义政治、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给全球化市场和供应链带来严峻考验，地区冲突风险及其相关时间线和触发因素等都应该在企业的风险分析与评估中占据重要地位。纷繁复杂的社会冲突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而保险是防范化解社会冲突风险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社会冲突风险进一步加大。
本质上，保险公司是专业的风险管理服务机构，具有应对社会冲突风险的专业能力。从国际上看，保险业在社会冲突风险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应对社会冲突风险的保险主要包括几类：一是财产险和车险中的罢工、暴力活动、骚乱责任，以及恶意损害责任，其中罢工、暴力活动、骚乱责任涵盖其导致的直接物质损失，恶意损害责任主要涵盖个人或组织以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为目的使用武力或暴力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除直接财产损失外，部分保单中将责任范围扩展到由此带来的延迟完工、营业中断和声誉损失。二是政治暴力保险，责任范围主要包括八类：恐怖主义，蓄意的负面社会活动，暴乱、罢工和/或民众骚乱，恶意破坏，起义、革命和/或叛乱，兵变和/或政变，战争和/或内战，反叛乱。政治暴力保险属于列明可保风险，除“起义、革命和/或叛乱”外，其他责任范围与财产险和车险中的罢工、暴力活动、骚乱责任，以及恶意损害责任有较多重合，并根据破坏的意图和组织形式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国际上，客户可以根据其实际需求投保其中部分或全部的保险。三是政治风险保险，侧重东道国政策变化导致的被保险人资产和利润的损失，责任范围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债务人无法按时还款造成合同违约，债务人所在国家发生战争、革命、暴动造成的损失，恐怖主义行动和与之相关的破坏活动，债务人所在地政府或还款必经的第三国政府颁布延期付款令、汇兑限制，以及保险人认定的其他政治事件。
近年来，全球冲突事件频发，对国际社会经济造成了较大损失。对此，发达国家普遍将社会冲突相关责任包括在财产险“一切险”中。例如，在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亡事件在美国各地引发严重骚乱，而抗议活动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由财产险“一切险”承担。据美国财产险理赔信息服务机构统计，近年来主要的政治暴力保险出险事件包括1965年洛杉矶骚乱造成的3.57亿美元保险
损失，1968年巴尔的摩、芝加哥和纽约市骚乱造成的2.31亿美元保险损失，以及1992年洛杉矶骚乱造成的14.2亿美元保险损失。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国际保险市场对于社会冲突已经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保障。
保险机制在应对社会冲突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出经济补偿功能，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赔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助力社会公平。
统计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大型传染病、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复苏等不平衡问题凸显，预计在后续相当长时期，社会冲突发生的概率和影响均将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应的，环境责任险、网络风险保险、政治暴力险、政治风险保险等险种需求量也将持续上升。
国际市场中，无论是财产险和车险中的罢工、暴力活动、骚乱责任，以及恶意损害责任，还是包含社会冲突风险保障的政治暴力保险、政治风险保险，均为十分特殊的风险领域，对保险企业的专业能力要求很高。例如，如何处理财产险和车险中的罢工、暴力活动、骚乱责任，以及恶意损害责任与自然巨灾共同承保导致的风险问题，出现大型损失事件的市场中均已出现了在财产险和车险中除外罢工、暴力活动、骚乱责任，以及恶意损害责任，或者对有关责任进行限制的趋势。
当前，我国保险业仍然缺少此类社会冲突风险相关保险产品，在发挥保险应对社会冲突风险作用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例如，我国保险产品普遍将战争和恐怖主义作为除外责任，条款的常用表述是“本保险对直接或间接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毁坏、任何性质的成本或费用不予赔偿，不管是否同时或在任何次序下由其他原因或事件造成损失：战争、入侵、外敌行为、敌意或类似战争行为（无论是否宣战），内战、叛乱，革命、起义、内部骚乱，承担部分或等同于军队或篡权行为；任何恐怖主义的行动；任何破坏行为”。出于维护社会和谐的考虑，由相关事件造成的部分保险客户直接财物损失，保险业通常都会作出通融酌情赔付。此外，社会冲突事件难以通过统计学模型拟合，尤其是对于带有恐怖袭击性质的网络攻击事件缺乏模型分析。风险判断能力和精算定价能力是未来需要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目前多数保险公司借助经纪公司研究成果、数据库信息获取信息，部分大型机构自主开发政治风险识别工具。我国属于世界上最安全的区域之一，相应的历史经验数据较为缺乏。需要注意的是，从损失额度来看，社会冲突致损有逐渐增高的趋势，近年的冲突事件中损失额度大幅超过历史均值，且社会冲突具有较高的地域关联风险，一旦事故发生，同地区关联财产可能同时遭受巨额损失，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承保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排分渠道、共保机制和再保方案对承保社会冲突风险的保险公司而言尤为重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保险业的主要矛盾也逐步体现为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矛盾。我国保险业如何应对社会冲突风险保障需求提升，助力社会治理，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保险应对社会冲突风险的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借鉴国际经验，保险是应对社会冲突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是助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政府部门可以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将保险纳入社会冲突风险管理体系，更好发挥保险的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制、事后经济补偿等多重职能，更好助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2023年3月，黑龙江住建厅主办召开“全省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启动会”，要求在建项目必须100%投保安责险，表明政府越来越注重保险的“稳压器”作用。
二是打通服务体系，加强配套机制建设。保险应对社会冲突风险是高度专业化的业务，但是此类保险业务链条较长，涉及国际国内众多市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涉及政府、企业、个人以及保险机构等非常广泛的主体。监管部门如果能够出台对应的政策，指导保险行业加强资源整合集聚，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保险服务体系，就能共同推动社会冲突风险相关保险业务发展。
三是优化产品供给，创新开发带有社会冲突风险责任的专门产品。国际保险业对于保险应对社会冲突风险已有成熟的运营经验，但是这一领域在我国尚属空白，特别是缺少涵盖社会冲突风险责任的保险产品。随着国家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资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营商环境，社会冲突风险进一步增大。在这一过程中，为更好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外资企业“引进来”，助力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开发适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符合中外企业需求的特色化社会冲突风险保险产品。
深圳是国内跨境电商聚集地，众多小微企业通过线上平台走向世界。在跨境电商全链条风险解决方案方面，太平洋财险公司跟进7年，于2023年2月发布“跨境电商风险综合解决方案”，联动相关合作伙伴结为生态圈，解决电商交易链、资金链、数据链上的物流风险、产品风险、信用风险、售后风险等，获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市委员会、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的高度好评，初步形成了“跨境电商保险深圳模式”，正在全国推广。太保的综合解决方案已算是当前保险行业在该领域的领头羊，然而，整个方案中，涉及社会冲突风险保险产品，也仅仅是在货运险项下列明承保了罢工、暴乱、骚乱风险。中国保险业应对海外社会冲突的诸多风险，仍然无法给予相应的匹配，实为一种缺憾。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冲突风险，保险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意义重大。国际保险市场具有更为成熟的社会冲突风险管理及相关保险经验，建议积极引进国际成熟保险模式和承保技术。国内直保和再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积极参考借鉴，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产品，特别是在中资企业“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提供创新的社会冲突风险保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早在“一带一路”伊始，就开始建立“‘一带一路’国别风险数据库”，累计至今，夯实了“一带一路”风险管理方面广泛、可用、有效的数据基础，值得政府、外贸企业及保险业的关注。
四是加强引导，提高“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保险意识。建议“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理念和措施，积极通过保险方式化解各种社会冲突风险事件。
五是创新保险服务模式，强化全球保险协同一体化理念。建议保险业积极整合境内外保险渠道，借助劳合社等特险优势市场的平台，积极发挥“一带一路”政治风险联合体作用，整合国内外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和专业技术，切实强化社会冲突风险管理能力，更好地为中国海外利益保驾护航。
六是探索建立网格化的社会冲突风险管理体系。我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其中网格化防控是一个重要因素。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规划》强调了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建议政府和监管部门藉此契机进一步建立网格化治理制度体系，重点根据社会冲突风险分布特征进行网格化风险分解，建立网格化风险地图，推动属地化管理，持续提升社会冲突管理的总体效率，更好地进行社会冲突风险管理。
在社会冲突风险管理过程中，时刻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发现潜在的社会冲突风险点，以及如何在社会冲突风险事件发生后制定最高效、快捷的应对方案等问题是网格化社会冲突风险管理建设的核心。立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建设保险业网格化社会冲突风险管理大数据平台，有助于更好地管理社会冲突风险。
（作者系深圳保险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