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切笃实 弘扬四新 省察克治 知行合一
文/钟晓起 湖北分公司
被梁启超誉为儒家两个半圣人之一的王阳明，在当代似乎名声不显。究其原因，依个人愚见，大概与他低调的行事风格和他终身悟道的生活状态有些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对学说的传承着重口传身授，并不靠著书立说来博人关注。不过，好在他的学说，特别是其“知行合一”的哲学观点，至今，虽不至妇孺皆知，却也广为流传。
“知行合一”这个词，我之前以为是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旧时说法，后来了解，却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而是“知”便是“行”，“行”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也有说“知行合一”是针对朱学而发，为了纠偏程朱理学“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的论调。
自认才疏学浅，不敢妄议大儒之高下，但说来有趣，起初对王阳明感兴趣，却源于一本网络小说，作者把王阳明的历史地位排得极高，我对自己的孤陋寡闻深感惭愧，于是也买了他的传记来读。近期，光荣组长推荐的书单里也有王阳明，于是有幸再读。读到“龙场悟道”，那可真是置之死地，绝境之中王阳明悟了，不仅悟了“道”，也因此“道”得以自救，绝处逢生。现下的华安保险也可算是濒临绝境，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如王圣人般在绝境中悟道，以实现自救？从近期公司的种种举措来看，大家都在全力以赴，也特别期待这种可能性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知行合一，先要解决“知”的问题，就像领导说的“做难而正确的事”，先要知道什么事是正确的事情。在公司经营中，正确的事情是什么？是简单拉一家同业或兄弟公司去对标？是只看结果不问过程？还是只讲主观不讲客观？我认为，对标并非不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数据的成因是极其复杂的，例如一家保险公司保费规模的数据，背后包含市场总规模、公司在当地市场竞争力、公司的销售队伍和资源状况、市场及公司业务品质等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如果简单拿数字去对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到，毋庸赘述。
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是某些人对“结果导向”的解读，我认为“结果导向”主要是针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发，要治这两种病，需得是这种药。但如果在公司经营中采用这种导向，有一句满含贬义的话正应景——就极有可能变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出现问题只讲主观不讲客观，就会带着浓浓的鸡汤味，只讲内因不讲外因，忽视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是片面的。所以知行合一， “知”的问题，于华安保险而言，就如李董所言，最根本的是“国家、社会、员工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可谓“良知”。而“致良知”就是我们的每一个决策、决定、措施等等行为，必须真正与这个目标一致，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非只是有助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这也就是常说的“大局观”，其实也体现了是否“知行合一”。“合规地经营盈利”为“知”，为此而做出的各种动作为“行”，二者若能合而为一，自然无往不利。若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就会如圣人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知”也就失去了效用。
“知行不一”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多。例如那句“用数据说话”乍一听很科学也很务实，但事实上数据是死的，说不出话，说话的始终还是人，有“话语权”的人。在众多数据中拿出什么数据来说话？即便是同样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问题，说出不同的话，得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不惟因角度不同、站位不同，更多缘于心思不同。
王阳明注重自身体悟，不愿意著书立说，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悟到的“理”才是真实不虚，而这种体验若是诉诸于文字，就难免成为套语、变成口号，谁都可以滥用，舌绽莲花却用以谋取私利。最怕这种挟有私心的“拿来主义”，专捡于己有利的“为我所用”，甚至不惜断章取义、穿凿附会。这种情形大概就是守仁兄所谓的“知行被私意隔断，知行不能合一”。如果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这种情形，危害不言而喻；如果不幸存在于上级公司，那危害恐更将呈几何级数增加。
今年三月以来，公司提出“四新三理”，作为一名华安人，也特别诚挚期望在“重塑新认识、抓实新规矩、彰显新风气、成就新作为”“坚持正确的理念，把握客观的理论，保持操作的理性”这些“知”的纠偏与引领下，大多数华安人都能自觉或不自觉、或主动或被动地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执着行进，形成一股新的潮流，涤瑕荡秽，压缩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夫唱妇和的人”和时刻打着自己小算盘之人的生存空间，推动公司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当然，也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华安人能够省察克治，变被动为主动，明觉精察、真切笃实，最终知行合一，共同创造华安保险新的辉煌。
（本文荣获华安保险“开卷兴企，阅见未来”征文比赛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