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性格
文/浓香 北京
在张之洞的经济管理思想中，他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热切向往和对旧制度威严的深深敬意也在相互交揉着、一生纠结。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有其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可迁性。张之洞也不例外，其性格具有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矛盾。这种性格塑造了历史的风云人物，也让这位名人在他的家乡充满了人格魅力、同族敬仰与祖先神秘。
读书人的性格，张之洞做得很足。他是典型的“慷慨激昂、胸怀天下、针砭时政、报效皇胄”之书生本色。1876年后，张之洞回任京官，加入了当时的清流派。清末以翰林院、詹事府等部门的文官为主，他们共同批评朝政、主持正义、弹劾大员、谴责时弊，因其行为处事与东汉太学生相仿，故称“清流”，又谐音戏称“青牛”。张之洞“平生志趣，雅不欲以文人自居，志在经营八表”，成为与另一位青年才俊张佩纶比肩的青牛两角。随着闭关锁国的被迫开放，清廷内部逐渐出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形成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但遭致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清流派的强烈抨击。实际上，他算得上是京城最锋利的“青牛角”，在折子上痛斥李鸿章“卖国”，甚至在松筠庵与李鸿藻激辩时，茶盏都被拍碎三次。但当他踩着冻僵的土地走进山西朔州，看到十岁女孩卖身换两斗莜麦，又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在贵州写《半山亭记》时，恩师胡林翼说的话：“书生骂世易，治世难。”应该说，青年张之洞具有典型旧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他本性里家国情怀的真实反映，实在无可厚非。他给家族后代留下续杯诗“忠良报国恩”云云，也有力佐证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一生好几次回乡记录，都有嘱咐乡党要鼓励后人好好读书，为国家做事情。晚年，他在家乡兴办教育，以“慈恩学堂”命名的私塾成为今天河北南皮第一中学的发微，这所学校如今是沧州市最好的十所中学之一。家国情怀深深刻进骨子里的的张之洞，在耄耋之年希望培育出更多书生，报效国家、报恩朝廷。而总览他一生的跌宕起伏，身上的书生性格特点时有暴露，并成为他的官场底色，也是一种保护色。李鸿章对张之洞在政务方面对他的抨击和反驳虽十分恼怒，但始终认为张的批评和驳斥乃是书生之见，还算不上你死我活的官场恩怨，我以为这是张之洞为官多年不被别人陷害致死或废掉的一大幸事。
为官治世，张之洞这位“老实人”办了很多在世人看来不老实的事情。忠诚是慈禧对张之洞一生的评价，始终没有动摇过。然而，他性格里还有故乡人对他不拘泥于俗套、敢为天下先的所谓“不老实”性格评价，直至今日南皮双庙在四乡八村仍有脑子活络、不守规矩的风评。忠诚—敢于知事任事—敢于出圈！可以这么说，张之洞在工业上的贡献比清朝任何一个人都大。如果没有张之洞，湖北绝不会是今天这样，因此也有人说张之洞是武汉之父。比如修建卢汉铁路，这条铁路从卢沟桥修到汉口，对沿线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当然，这仅仅是其一。之后他创办汉阳铁厂，这个铁厂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钢铁厂。这个厂不仅炼铁，还生产众多军事武器，一直到民国时期，很多武器还都是这个铁厂生产的，汉阳造也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出现过。除了这个，他还延伸办了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等，湖北的重工业基础就是在张之洞时期奠定的。
然而，在张之洞的经济管理思想中，他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热切向往和对旧制度威严的深深敬意也在相互交揉着、一生纠结。他要牢牢抓住“官权”这根绳索，这根绳索的另一端又拴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式上。在他创办的工厂中，先进的技术装备与封建管理方式存在着尖锐矛盾。封建官场的腐朽作风淹没了企业的规章制度。主事官员缺乏经济常识，不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贪污贿赂、铺张浪费之风日炽。同时技术依赖性强。洋务运动依赖外国技术，这使得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张之洞主持购买的两座高炉和两座贝塞麦转炉为主体的全套钢铁厂设备，因大冶铁矿含磷量高，转炉不能去磷，造成的钢轨质脆而不能用，而后又不得不借外债更新设备。引进设备后，又不注重消化吸收，既不仿造更不研制，结果陷入了买设备—用设备—再买设备的恶性循环之中，摆脱不了对外人的依赖。张之洞在近代化进程中学习西方，开工厂、筑铁路、办学堂，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同时也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维护，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这种矛盾性格反映了晚清时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特征、思想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基因编码。
从个人修身看，张之洞的一生几乎无可挑剔，算得上晚晴官场的“清流”。早年他在巡抚衙门后院种下三亩白菜，菜畦边立着“非请莫入”的木牌——这个日后被传为笑谈的举动，正是晚清官场最刺眼的清廉标记。张之洞期盼他的后代子孙把他的“爱国、敬业、创新、清廉”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且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