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一个远去者的历史痕迹
浓香/北京
虽然匈奴文明进程要慢于长城以内，但是她在很多领域的首创，给中华民族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以及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新鲜丰富的补充和完善。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游牧部族，全盛时期从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128年。这个民族几乎相伴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初具规模。它的侵扰，更像给华夏民族注射免疫针，虽然经受阵痛和发烧，但是促进了肌体的强壮和精干，为华夏民族的封建文明兴盛，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匈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影响。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无论是版图的固定，还是民族的团结聚合，都打下统一的基础。
战国后期，匈奴迅速兴起。至秦末汉初时，因“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之后，冒顿又与汉朝约为昆弟以和亲，不仅每年得到中原的大量絮、缯、酒、米和食物，同时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寝兵休士卒养马”，势力迅速壮大。然后凭借他的“吏卒良，马疆力”，先后东灭东胡，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西灭月氏，定楼烦、乌孙、呼揭及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将诸引弓之民及北边地区的汉人，并为一家，都置于匈奴单于的统治之下，在我国北方建立了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奴隶制政权，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北方地区上百个游牧氏族、部落互不相属、莫能统一的长期分散局面。匈奴奴隶制政权建立的本身，在我国历史上就具有其重要的意义，它在多民族统一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反复努力，为以后全国性的大统一提供了条件。
虽然匈奴文明进程要慢于长城以内，但是她在很多领域的首创，给中华民族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以及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新鲜丰富的补充和完善。匈奴国家政治制度中，单于为最高首领，总揽一切军政大权。单于之下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这种左右翼和什、百、千、万十进制的军事行政组织形式，一直为后起的北方民族所承袭，例如乌桓有千夫长、百夫长的军事组织形式；柔然有“千人为军”、“百人为幢”的十进制组织；蒙古族不仅有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的设置，同时有左翼、右翼的划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仍采用左、中、右旗的行政划分法，其渊源，沿于匈奴。匈奴“以马上战斗为国”，其所积累的军事战斗知识非常丰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善为诱兵冒敌”，就是诱敌深入到预定的埋伏区，然后包围攻灭的意思。汉初冒顿单于与高祖刘邦在平城交战，采用的就是“详（佯）败走，诱汉兵”的战术。蒙古族诱兵深入然后围歼的战术，可以说是匈奴诱兵破敌战术的继承和发挥。匈奴人所积累的行军经验，据《北齐书·斛律金传》载，有“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之法。这是宝贵的军事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匈奴的社会经济主要是畜牧业。畜群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是社会的主要财富。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还有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驒騱等奇畜。匈奴畜牧业十分发达。贵族中“马畜弥山”者有之，冒顿单于时，匈奴单就骑士战马就多达三十余万匹。公元前127年，卫青击匈奴，获其牛羊百余万头；公元89年，窦宪破北单于于私渠比鞮海（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希苏泊），获其马、牛、羊、橐驼亦百余万头。汉匈交战，汉从匈奴俘掠多达数十万、少则十余万头牲畜者更是不乏其例，可见匈奴畜群之繁盛。但是匈奴人牧养的牲畜，尤其是奇畜对当时中原人来说，是极为稀罕的。西汉前期，驴、骡在中原并不多见，自秦以上，传记中更无言及驴者，原因就在于“其种大抵出于塞外”。中原作为家庭副业所畜使之“走马吠犬”，也是从匈奴那里学来的。秦汉以后，通过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和亲、馈赠等途径，匈奴的牲畜大量传入中原，“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马，尽为我畜”。牲畜用于交通运输，以至广泛用农业生产，对于中原人民取得兽力劳动、减轻劳动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史籍中有匈奴人大量“积粟”、种植“谷稼”、“黍穄”和“治楼以藏谷”的记载。在匈奴的出土遗物中，就有用于农业生产的铁铧、铁镰、铁锄等农业工具。特别是随着匈奴的内迁，大量匈奴人深入到中原内地，他们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同时，向汉族人民学习农业耕种技术，为加速我国北部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苻坚时，匈奴铁弗部要求“入塞寄田”，苻坚许之。东汉初，原居于安宝郡（东汉时在今甘肃镇原县西）的“属国降羌，胡（匈奴）数千人，居山田畜”。曹魏时，献帝建安十九年春，夏侯渊“转击高平屠各（匈奴一支），皆散走，收其粮谷牛马”。可见，东汉初及东汉末，内迁的匈奴人已由畜牧业为主而受中原农业的影响转向半农半牧。入塞内迁的匈奴劳动人民，到达中原内地以后，除了有的继续放牧外，有的成为田客即一般农民或均田农户，在残存的六世纪中叶的敦煌户籍簿中，我们就可以见到匈奴，高车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成为均田农户的痕迹，有的则随着曹魏时期买卖奴隶风气盛行继而沦为奴隶或农奴。但无论是成为田客、农户或农奴、奴婢，这些匈奴人都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劳动大军，他们与中原内地的劳动人民一起，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同舟共济、辛勤劳作，做出了应有贡献。
匈奴民族的文化有许多闪光之处。匈奴语词很丰富，例如称最高首领为“单于”，称单于之妻为“阏氏”，公主为“居次”，哨所为“殴脱”，陶缶为“服匿”，宝刀为“路径”等。匈奴语汇对后来也产生过影响，例如匈奴语中的撑犁（天）、头曼（万）等就为后来的突厥语系所沿用。《北史·高车传》记南北朝时的高车（汉代称丁零），亦曾言“其语与匈奴同”，不过是“时有小异”而已。匈奴不仅语词丰富，口头民歌也很优美动人。公元前二世纪，匈奴被汉击败，失去了“美水草，宜畜牧”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后，就曾唱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动听民歌。该民歌词藻优美，和谐押韵，且五、七一句，对偶相称，堪称佳作。
匈奴人能歌善舞，喜欢音乐，也有自己的乐器，例如胡笳、鞞鼓等。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就说：“胡笳本自出胡中”、“鞞鼓喧兮从夜达明”。匈奴人的胡笳后来传入中原地区，为汉人所喜爱。晋时的刘畴、刘琨就很会吹奏胡笳，能吹成“出塞入塞之声”，据说匈奴人听了“有怀土之切”，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