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似旭：寿险教育的先驱
文 赵守兵/北京
“八年艰苦的抗战，以及接着而来的内战，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们，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工作着、斗争着和生活着，而且是怎样捧出了自己的血和生命，献给我们的文化、祖国和人民？”
——莫洛先生《陨落的星辰》
1947年，地处温岭一隅的莫洛先生在《陨落的星辰》一书记录了民国期间消失的128位名人，其中，张似旭以新闻界的身份位列其中。1940年7月19日，张似旭遭日伪特务暗杀，为国捐躯。他的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身份却极少有人提到——中国寿险教育的先驱。对于新闻界，这个身份并不重要，但是对保险业而言，张似旭尤为重要。
一个名记的华丽转身
张似旭，1900年2月1日出生于广东饶平隆都白水湖乡，据《潮汕市文史资料》记载，张似旭早年就读于其父执教的汕头华英学校，毕业后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1923年从美国毕业回国，历任天津《华北星报》记者、苏州东吴大学教授。
留学期间，张似旭与犹他州盐湖城华侨名门闺秀相恋并成婚，1924年回国。
张似旭具有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视野，才思敏捷，加上精熟的英语交际应用能力以及留学美
国经历，使他迅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后起之秀、编辑群体里的佼佼者。
回国后，他先在天津英文《华北星报》任记者、编辑，后出任东吴大学新闻学教授。1927年，任外交部公署驻沪办事处特派员一等秘书，不久兼任上海民国新闻社总编辑。1930年，张似旭出任上海美商《大陆报》编辑主任。1932年，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情报司司长，并在5月5日代表南京政府首席谈判代表郭泰祺（因伤入住宏恩医院）前往英国领事署，出席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会议。
由于对政府的软弱忍让，出卖国家权益的态度深为不满，张似旭因此对外交官的生涯心灰意冷。之后，他放弃了仕途，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报刊出版以及人寿保险事业上。
创办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
在19世纪初，尽管保险伴随开禁通商从欧美传入中国，且1865年民族保险业已经正式诞生，但是半个世纪过后，中国保险业依然进展缓慢，尤其寿险业务的发展严重滞后。华商福安水火人寿保险公司于1894年兼营寿险，华安人寿保险公司于1907年专营寿险，之后，上海永康人寿、上海永宁人寿和延年人寿等寿险公司相继成立，但均因缺乏寿险人才，缺乏科学的经营管理，开办数年即告停业。由此，外商公司垄断了中国寿险市场，民族寿险业受到掣肘而步履徘徊。
凭借开阔的视野以及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张似旭早已领略了欧美保险公司的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以及蓬勃发展的前景，他认为寿险是一项伟大的经济互助事业，可以保障人民经济生活、维护社会安宁。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民族寿险业务发展滞后的问题症结在于：尽管寿险市场的消费需求十分旺盛，发展前景也十分广阔，但是由于业界缺少保险原理知识的研究与观念普及，导致寿险人才匮乏，群众消费意识不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似旭呼吁保险业，从建立学术社团、推广寿险理念做起，以便培育潜在的巨大市场。
1932年9月，张似旭倡议发起组建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很快便得到了华安合群保寿、宁绍人寿、先施人寿等经营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在成立大会上，七家创始成员的保险公司代表一致推举张似旭担任社长，并且聘用郭佩弦、陈克勤、欧阳婉、沈雷春为总编辑。
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业推广寿险理念的机构，迄今为止，经过80余年，从事寿险人数虽逾数百余万，但未有超越之。
传播寿险知识 培育寿险专才
在张似旭的主持下，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不辱使命，在保险学术、实务研究及宣传普及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开创性地组织了一系列有益于寿险事业发展的活动。
一是在高等院校中普及寿险理念和知识
中华人寿协进社在高校中举办寿险演讲会，组织专家分赴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院校讲演寿险学理，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研究寿险专业的兴趣。配合高校开设寿险专业课程，如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都开设了寿险课程，由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派员担任教授。期间，张似旭在大夏大学商学院兼职任教，讲授保险学课程。
二是面向社会，培养寿险专门人才
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开设了人寿保险函授科，相当于函授学校，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编写寿险讲义，分送给学员自修使用；函授学习者遇到疑难问题不能解决时，则通过函询讨论解答，鼓励有志于保险事业者自学寿险知识。
三是组织译著新书，出版保险刊物
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定期编辑出版了《寿险季刊》《寿险界》等刊物，翻译、编辑、出版发行了《人寿保险社会学》《人寿保险经济学》《人寿保险招徕学》《人寿保险推广方法》《人寿保险概论》《寿险嘉言集》等６本专著；同时还积极协助太平保险公司出版发行《保险界》，协助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编辑出版《人寿》等刊物。
四是开设寿险专栏，普及寿险消费理念
张似旭认为只有使更多的国人理解寿险理论，提高全社会对寿险的认识，才能使寿险观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自愿购买寿险产品。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在当时各大报刊上开辟了定期的保险专栏，例如《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新闻夜报》的“保险周刊”；《晨报》的“寿险特刊”；《大美晚报》的“寿险专刊”等，充分运用报刊传媒手段，营造舆论氛围，普及寿险观念。
他把寿险事业的发展提升到事关国计民生的高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多设寿险公司，发展寿险事业，聚集全国人民的零星游资，奖励国民的节俭，蔚为国家的富源，国家的宝藏。还以用之于国家的事业，谋人民的福利。”
张似旭本人还相继在《时事新报》《中华日报》《寿险季刊》《寿险界》、《银行周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散见于其中的就有《人寿保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人寿保险与慈善事业》《节俭与国家前途》《生命的经济价值》《人寿保险与家庭之稳固》《人寿保险与国家的财源》《投保人应有的认识》、《人寿保险与人类生命的价值》等。
四册《保险年鉴》，概览中外全貌
时至20世纪30年代，相较于欧美，中国保险业仍然十分落后，“以史为鉴，方可知兴衰”。然而，当时的保险公司盲目竞争，以致大多数公司业务水平停滞不前，难以持久。各保险公司历年营业状况，未有准确统计资料可资借鉴，系统的调查统计工作尚未有之。
有鉴于此，张似旭认为，唯有建立保险统计工作，依靠科学管理，方能振兴民族保险业，与外商保险公司相抗衡而挽回利权。为此，他提出了搜集保险业务材料编制年鉴的创议，并得到业界有识之士的赞成。
1934年7月，张似旭指定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的年轻编辑沈雷春主持编辑年鉴事宜，并在各方面鼎力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1935年3月，我国第一部《保险年鉴》诞生，开创了中国保险发展史的先河。
欣喜之余，张似旭在“序言”中客观评价：“虽不能尽善尽美，然在我国保险业中，尚属不可多得之参考材料。盖保险与国民之关系已日益深切，保险年鉴之披露，实足以增进国民对于保险业之了解与信赖”。
1935年，《保险年鉴》全书共分四篇，上篇为保险概论；中篇介绍了世界各国保险概况；下篇为中国保险业概况；附篇刊载保险法规条款、保险契约、保险同业公会章程、保险公司章程以及保险书刊论著等内容。全书较完备地汇集了中外保险公司的业务纪实，对国内的中外保险公司设立、注册年月、年限、资本、董事、监察、总分公司所在地及职员姓名，代理处所在地及代理人姓名，资产负债、损益状况等，均有详实记载。
这种规模宏大的系统史籍，概览了当时中外保险业的全貌，不仅被誉为“保险界的向导、被保险人的顾问和研究保险学者的津梁”，而且为业界后继者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编制出版保险年鉴的创举，既可系统总结行业成败经验，为业界管理者经营决策提供科学借鉴，是必需的历史文献资料工具书，同时也可着眼于未来，为社会各界了解保险提供一面窗口。
在沈雷春、曹鹏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保险年鉴》自1935年至1938年，先后出版4册。
沈雷春是浙江人，杭州之江大学文学士。曾任浙江《东南新闻》主笔、上海浙江兴业银行行员，后转华安合群保寿公司，1937年进入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工作，1936年参加中国保险学会为会员，1938年参与发起筹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
在张似旭及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的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国人的寿险理念有了很大的改观，渐渐深入人心，不但一度扭转了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保险学术研究不够重视，保险专业书刊不多，以及社会民众漠视保险的状况，而且民族寿险业借此有了扩张的内生动力和外在氛围，进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及至抗战爆发。
张似旭的寿险宣传举措得到“远东保险大王”史带的青睐，应邀先后出任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董事、营业总监、美商《大美晚报》中文版发行人、大美出版公司经理、保华保险公司董事。同时，张似旭还积极支持保险同业组织的群众工作。1938年上半年，“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成立时，由于其在保险业界的崇高声望，“保联”成立时聘其为理事会的名誉理事，张似旭还担任了征求会员委员会的名誉总队长，以支持会员征集和筹募活动经费。
坚持正义，以笔为武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的报纸充斥着诬蔑国共合作的不实报道。1925年，国共合作进行第二次东征之后，张似旭作为上海《大陆报》的特派记者，现场采访了东征后的胜利局面，在上海报纸上对国共合作的胜利成果进行了客观报道，澄清了报章上原有的不实之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之后，张似旭出于民主意识，多次在报章上发表反对内战、维护安定的言论，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后来，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张似旭。
张似旭办报刊，始终坚持“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逐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的宗旨，立场坚定，为民众所称道。
早在1933年夏天就与王造时（“抗日七君子”之一）共同导演过一场精彩绝伦的好戏——公开刊登绝密暗杀名单的“勾魂单事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王造时等人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开展谴责法西斯、宣传抗日救亡，反对蒋氏独裁，积极营救进步人士等一系列活动。张似旭利用《大美晚报》积极予以报道。但半年后国民党当局诬蔑民盟会为非法组织并要取缔，民盟会仍旧与当局做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此情况下，特务组织蓝衣社开始了有预谋的暗杀活动，首先于1933年6月暗杀杨杏佛于街头。一时间，上海阴云密布。王造时确信暗杀刚刚开始，他考虑再三，决定主动出击。于是找张似旭协商：能否把蓝衣社拟暗杀的名单通过报刊公布出来。
如果公布这样一份暗杀名单，极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张似旭犹豫再三，毅然将这份名单同时刊登在了发行量和影响力极大的《大美晚报》中英文版首要位置。这份绝密的“勾魂单”如一枚重磅炸弹引爆，一时间各家报刊纷纷转载，舆论哗然，举国震惊。迫于压力，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不得不召集社会及媒体人士公开发表谈话，蓝衣社的暗杀行动就此罢手。这一报道间接保护了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的安全。
抗日救国，不惜牺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似旭与上海一些上层爱国知识分子一起，组织爱国团体“国际情报处”，搜集敌伪情报。他还出任该团体的对外宣传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的要员。1938年，宋庆龄组织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张似旭成为上海分会的主要成员，他与分会其他爱国人士一起组织新四军战绩展览，多次发起支援新四军的募捐活动。
抗战期间，张似旭以《大美晚报》为舆论阵地，不遗余力地进行抗日宣传，激励民众的抗日情绪。他聘请朱惺公、柯灵、潘大年等持爱国进步立场的文化人士主编《大美晚报》的《夜光》副刊、《大美报》的《浅草》副刊，大量刊发宣传抗日爱国的文章。
1938年6月，他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成为上海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积极采用“节约救济”“文化之夜”等活动方式，动员上海市民捐募款项，积极募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支援新四军。
1939年，在大片国土沦陷，身处孤岛的《大美晚报》连续发表了一组题为《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的文章，介绍文天祥、顾炎武等人的爱国事迹；同时连载《汉奸史话》，鞭挞历代出卖国家利益的丑恶人物。这些文章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汪精卫公开投敌后，《大美晚报》刊发《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进行辛辣讽刺和严厉斥责。《大美晚报》的抗日宣传活动使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恨之入骨，他们多次对报社进行打砸，并以采取爆炸行动加以恐吓，还通过租界当局勒令停办《大美晚报》。对于张似旭本人，他们采用寄子弹、寄死人断手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企图阻止张似旭的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日伪特务暗杀了《大美晚报》编辑、爱国报人朱惺公，张似旭等为朱惺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表示“再接再厉，一死一继”，决不改变抗日爱国的立场。
1940年7月，汪精卫以伪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开通缉张似旭等83名在租界内公开从事抗日爱国活动的各界人士。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和亲友的担心，张似旭表示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宁死无悔，决不会逃跑。
1940年7月19日，张似旭在静安寺路起士林咖啡馆遭日伪特务暗杀，为国捐躯，年仅40岁。
张似旭是列名于汪精卫“通缉令”而第一个被打死的新闻工作者，此后《大美晚报》同仁程振章、李骏英等陆续惨遭枪杀。
关于张似旭的葬礼情形，时报叙述如下：“张氏慷慨殉难后，党国俊彦，中外人士，莫不同声哀悼，其遗体业于23日晨七时，由万国殡仪馆移至贝当路美国教堂，于九时举行庄严肃穆之大敛仪式，然后送虹桥公墓下殡，万方同吊，举国震悼，张氏身后哀荣，当可随其贞勇精神，含笑九泉矣。”
（作者系保险历史和文化研究者，保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