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叔阳先生的世纪对话
文 周思明/深圳
惊悉知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先生于7月16日晚间在北京病逝，不胜唏嘘！知道苏叔阳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彼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按重启键，包括文学。当时，涌现出一大批黑马作家，王蒙、从维熙、刘绍棠、蒋子龙、柯云路、陈建功等等，苏叔阳也在其中。他的小说，尤其是中短篇，我几乎都看过，幽默温润，十分耐读，印象深刻。但到了90年代，苏叔阳渐渐退出了小说创作领域，着重话剧、影视创作，且卓有建树。后来，得知苏先生罹患癌症。但幸运的是，他并未被病魔吓倒、带走，而是一直与之搏斗，直到与之和解。如是状况，一直延续了20多年。近年来，多次在电视里看到，在中国文联年终大联欢场面上，一位头发灰白、沉着稳健、面带微笑的优雅长者形象，那就是以著名作家、剧作家身份现身的苏叔阳先生。
我与苏叔阳先生真正近距离接触，是在新世纪的千禧之年。2000年6月的一天，时任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的我，听说著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来到深圳特区报社，就住在深圳特区报业大厦40层报业酒店的某个房间，一股对作家说不出的感情和好奇，让我突然间产生了要对苏先生做一次随机专访的冲动！于是，我快速拟好一个采访提纲，打听到苏叔阳所住房间号，给他的房间打了一个预约电话，就乘坐电梯上了楼，敲开了他的房门。
一进房间，苏先生非常热情，就像一位暌违的老朋友，阳光爽朗，一如他的名字。那天很巧，一位深圳作家也来拜访，见我有“任务”在身，她没有逗留多久，就彬彬有礼地向苏先生告辞，把时间留给了我们。于是，就有了下面我与苏叔阳先生的世纪对话。那场对话或曰访谈，很快发表在《长江文艺》，然后是《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的全文转载和摘编。如今再读这个访谈，感觉苏叔阳的观点
犀利、真切、深刻，至今没有过时。尤其是苏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评价和批评，可谓切中肯綮、入木三分！现在，将我与苏先生的“世纪对话”照录如下，以悼念可敬的苏叔阳先生。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直言中国文学
——苏叔阳访谈录
访谈者 周思明，简称周；
受访者 苏叔阳，简称苏；
地点：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周：20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个极不平凡的时间段，其间发生了许多为人们熟知或鲜见的大小事件。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对这些大小事件进行选择叙述。现在，20世纪即将过去，请就20世纪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谈谈你的看法。
苏：你这个题目够大的。总的看法，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评价过高。人类的精神文明，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具有自身的承传性，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改变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对文化造成冲击，但不可能替代民族主流文化。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出现，会发生所谓的新文化，但我认为它不可能影响民族文化本质。没有特性是不可能发展民族文学的。尽管各种时髦的观点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但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如今回眸返观，我认为整个20世纪人类文化，没有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18、19世纪甚至更早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曾有过文化高峰。21世纪的人不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较高的评价。文坛有些人以现代派标榜。什么叫
现代？其实现代绝非专写古里古怪，有个法国理论家，提出现代派就是写出现代人最关心的、人人都感觉得到但又说不出来的生活现象。现在有一句口号，叫做与世界接轨。文学似乎也不例外。文学怎么与世界接轨？难道除了民族文学之外还有个“世界模式”？世界文学主流是什么，谁能下此定义？其实，新未必是好，旧也不一定是坏。唐诗旧吧？但谁能超过它？所以对“现代派”要做辩证的分析。
周：在当代中国，“市民文学”鼓噪之声不小，可谓甚嚣尘上。你对当前流行的市民文学、快餐文化持怎样的观点？
苏：市民文学、快餐文化固然有其让文学走出象牙之塔，与大众特别是青年贴近的长处，但同时也降低了文化、文学的品位。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文化艺术属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对此，政府应予扶持，包括给作家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使之能够安心从事艺术生产。完全将作家推向市场的做法和主张，不利于民族文化、中国文学发展。现在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慈善机构养活作家，提供生活保障。
周：美国的一些电影大片如《泰坦尼克号》进入中国后，不少人认为高科技的出现对文学具有推动作用。你对科技与文化、文学的关系持怎样的看法？
苏：高科技不等于高文化、高文学。科技的发达不能解决思想问题。俗话讲：“解铃还要系铃人。”灵魂的问题还要靠文化、文学等来解决。这就是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初衷。一个昌明的国家，要靠人文思辩科学来建设。中华民族第一个千年，科技不可谓不发达，四大发明中，北宋占去三个，但其文化状态却是孱弱的。所以，发展人文科学要有思想库。反过来再看中国文学100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文化、文学上仅有鲁迅、胡适等人称得上大家。表演艺术上，梅兰芳是个不能不提起的人物。中医在20世纪有很大发展，主要是中药。
周：你觉得当代中国文学还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弊端？
苏：一言以蔽之：浮丽。是“浮丽之风”。更确切地说，是“浮而不丽”。你知道，元朝时代，留下无数美文。其中，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可谓空前绝后，无人可比。我们留下的，恐怕连称得上浮丽的都没有。文学至少是文字之学，我们不少写小说的，写好了算是小说家，但不能称为文学家。相当多的作品，丧失了社会功能。请注意：我所说的社会功能不是那种为具体政治服务、急功近利式的东西。
周：现在的文学批评，像鲁迅先生所说“剜烂苹果”的言论日见其少，广告式批评盛行。请谈谈你对当前文学批评的看法。
苏：恕我直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不坚强。因人而异，变幻无度，缺少一个“基本法”。批评自身要坚定，不能今天一勺子，明天一勺子。现在的批评现状很薄弱，往往出于某种现实需要，此乃社会风气使然。缺乏严肃剀切的批评，搞批评的不说真话，如果讲深入了，被批评者就坐不住，简直碰不得。
周：当前不少作家喜欢走纪实文学的路子，你能解释一下此种现象吗？
苏：不能说没有过得去的，但不少所谓纪实文学，其实就是某些人编造出来的，人名、地名全是真的，但事件是虚构的。那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怎么可能？其中很大程度是小说低能之后，改走纪实的路子。这些东西很不经看，没有品位，不能给人以精神的升华。词作家乔羽就说：我不看小说。何以故？现在的小说没品位。这说明了文坛的浮躁和冷漠。
周：这些年你在创作上有何动作，比如说在小说、影视等方面？
苏：参与写过一些影视，但我个人不认为是我的作品。主要精力放在诉说中华传统文化上，写作了《中国读本》。这本书仅在辽宁就发行300万册，在沈阳出了9版，印刷10次。该书主要讲述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所幸经过历史学家的鉴定，认为没有硬伤。目前正着手写作《走遍中华》，同样是以散文的形式，诉说中国文化。我曾经教过18年的中共党史，做到副教授才改行当作家。我写上述作品，比较注意社会功能。对汉语，作家、文学家要负责，在这方面，鲁迅、胡适、以及他们的学生辈钱钟书，做出了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