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影响力：走内涵融合之路
在所有的权力形态中，经济资源和硬性强制力最直接，但也最不易持久。相反，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文化权威则因为转变成为人们常规接受的生活惯例与自然安排而更有可能持续。在由零点集团与第一财经、中智集团合作进行的“中国最有影响跨国公司”评价评价成果中显示，参与型的管理权威确立，是跨国公司建立跨文化影响力并融入中国当地社会的重要前提。
接受影响决定施加影响
从研究中，人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之处，一家跨国公司与中国社会的融合能力，与其产品、品牌、管理制度及文化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中国消费者和员工的影响形成正比一一那些重用本地管理者的跨国公司更能为本地员工和管理者所认可；那些重视本地用户需求与敏感的，更为用户所认可；那些在其内部企业文化体系中更为重视员工感受的，则收获更高的员工忠诚度；那些对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危机及对自身危机慎重以待的，在危机发生后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肯定。这就给我们清晰描绘出，跨文化管理机制的影响力正源自其开放、合理、有效地吸收、安排和管理了本地的社会影响力本身，这是一种双向的影响力循环机制。
附图 双向影响力循环原理
包括宝洁、麦当劳这些公司，都是高举了消费者需求与消费者洞察的价值，当这种高举转换为营销行为时，就能够更好地紧随消费者需求进行变动。而索尼这类公司则透过把握消费者深层需求中的创新元素，对产品与服务进行创造性的挖掘与组合，从而缔造出隐藏于消费者朦胧意识中的新产品，这是一种植根于消费者心理的创新，而这类公司还聚集了足够多的前沿人才，从而可以最敏感地触摸到用户心理的最新、最微妙趋动。归根结底，即使有再好的产品与服务，如果用傲慢和矜持来对待本地消费者与员工，消费者与员工也将会做出公平的负面回应。
公众对于特定公司的表现给出的评价显然是非常公平公正的……纵然人们存在着对日本符号不利的倾向，但索尼与松下仍然获得了消费者、员工和中国管理者更高的认可；尽管中欧、中韩关系火热，但人们对法国品牌及部分韩国企业的运营模式认同程度甚低；虽然距离更近，但大陆公众对台湾和香港地区企业的管理风格的认可度也是十分有限。而对于更重视消费者感受、员工感受及注重与社会各界公共关系的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则更被国人所认可。
不能影响内，毋论影响外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事物的就近观察视角与远观视角可能会得到不同结论。在一个对中外知名企业内部员工忠诚度的对比研究中，人们发现，即使是与国际公司有着同等知名度的中国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应聘者的实际选择机率也明显低于同行业的国际公司，而在同样年资的企业员工中，如果另有选择机会而仍然选择留在中资企业内部的员工比率也明显低于国际企业。这不仅仅反映了一般的组织吸引力，同时也反映了在了解组织内情后，人们的选择模式，而吸引力是与影响力的作用轨迹完全一致的。
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显然非常重视并不断加强对员工及在行业、工商界中的影响力。近年的一些数据显示，那些极具影响的跨国公司，其影响力增长的来源，主要来自员工及专业经理层认同感的上升，这是不少美国、欧洲、日本跨国企业的一致特征。相应的，那些相对较具影响力的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及韩国企业则在近圈认同方面进展甚微，而中国内地的主要企业在其作为国际化企业的内部管理的着力方面，所受的认可甚至是大幅退步的。在资本市场上声色渐威的中国跨国公司，其内部管理机制、影响力表现方式及海外所在地市场营销能力的低认可度，值得大家反思。
以危转危
2005年，因为多起涉及跨国食品企业的食品卫生事件而被称为“跨国公司信用危机年”。许多评论家预测，这些涉案跨国公司的市场形象与地位可能将受到重大冲击。
但是危机事件的确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其一，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给予常规关注的企业信息，包括企业的行为模式、研发能力、技术水平、管理机制、应变方式等方面，会因为特定企业处在危机中心，而使相关信息成为公众焦点，在这个意义上，危机常常是企业宣传难得的契机；其二，在局部危机的情形下，企业拥有了传播与辩解的机会，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某一危机在一个整体企业中的位置所在，在人们理解了特定问题的过程中，也随之理解了这个整体体系，并理解了这一体系对具体特定问题的控制能力；其三，危机动员了企业的资源以高度紧张的方式聚集，使问题得到甚至超过常规水平的处置，这一过程本身就显示了企业的动员能力、诚信度及固有品质，起到了很好的维持、巩固和提升公众信心的作用。因此，在这样的反应效果之下，危机企业反而较非危机企业有更大的可能和机会施展及表现其影响力。所以，如果有一些处在危机中心的企业上了2006年的影响力榜，也是不足为奇。
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2006年跨国公司影响力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流的内涵融合型公司，它们可能包括在食品行业中涉及或未涉及危机事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实施和扩大研发投入的IT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深挖用户需求而进行机制转型的国际汽车和日化跨国公司；另一类是处在较次要地位的外延扩张型公司，它们包括跨国金融企业、跨国零售企业和大部分走出去的中国跨国公司。前者代表的是相对成熟的跨国或者跨文化影响力发挥模式，后者代表的是初级的跨国影响力施加模式。
袁岳/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