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读福克纳吗？
文 郝纪柳/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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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的这个短篇小说你一定要读！”D君的电话没有导语，直接进入主题。
“哪一篇？”我好奇是哪篇让他这样激动，显然不是我一直给他推荐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篇幅不大，非常短，叫《烧马棚》。”
“我读过，印象不深，再读一遍后和你交流。”
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在389公交车站的终点等车，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阳光投射下来有一点晃眼，我靠近墙根站着，看到站台的铁栏杆的影子投在地上，我渐渐忽略了栏杆的斑斑锈迹，被栏杆投影的节奏所吸引。我又把电话打回去，问他是否读完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礼拜二的午睡时刻》，现在的场景让我联想到这篇小说，我也想下次我们交流这两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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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推荐一个现代中国作家，你会推荐谁？”D君曾这样问我。
“我一直反对这样的提问，因为这样只会挂一，但肯定会漏掉许多好作品，单就个人趣味而言，我是特别喜欢老舍，你看这样就把我对鲁迅的推崇给掩盖了，但实在是喜欢老舍的小说，用这个方法推荐给你也是一个机会。”我说。
“如果只推荐一篇老舍的小说，是哪个？”D君挖坑成功。
老舍，可谓著作等身，如果仅选一部作品的话，话剧当选《茶馆》，长篇则是《骆驼祥子》，而短篇当属《断魂枪》。
《断魂枪》的主人公沙子龙，就是一个有气节的人。这个仅六千字的短篇，写了三个武艺人：一个是玩刀的王三胜；一个是练拳的孙行者；主人公沙子龙，他创出的“五虎断魂枪”，在西北一代曾声名赫赫。故事很简单，自称是沙子龙徒弟的王三胜，在京城里靠练摊卖艺为生，苦练拳法的孙行者砸了王三胜的场子，要找沙子龙学艺，沙子龙客客气气招待孙行者，声称：“不传！不传！”可是，待客人走后，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故事在此戛然而止。好看好玩的故事，百读不厌。从第一次读完小说，我就常常想，沙子龙的结局会是怎样的？我曾设想，他那由镖局改成的客栈，应该早点装上WIFI，应该一点点地给客人讲当年自己走镖的惊险故事，如果自己的故事不够，甚至可以到好莱坞那里借点。
舒乙在回忆他父亲老舍的书里说，老舍的人生准则，“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当我看完舒乙的《我的父亲老舍》，思前想后，突然觉得上面那个想法，或许就是对作品的一种亵渎。沙子龙的自尊，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他爱惜自己用生命创造的东西，对沙子龙而言，就是那套枪法；对作家老舍，就是他的文学作品。可是他们都明白，时代变了，当火枪和快车到来，当龙旗的中国不再神秘，沙子龙把镖局改成了客栈。当新中国成立，老舍从外国回来，人民作家为人民，他就做了“人民的艺术家”，奉命创作出许多作品。沙子龙在小说里表现得节制谦让，但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武艺精髓的人。恰如老舍，他的谦虚和真诚，让他成为一个真人。舒乙说老舍在他的创作中，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背上的沉重的文化病。谁知道，这个病竟让我们整个文化带上了一种宿命的成分，你就是把镖局改成客栈也没有用。时代虽然不断在变，但病菌还在，不过是换了名字和花样。
本身就喜欢中国武术的老舍，平时健身，玩的就是剑术、拳术、棍术和气功。他曾在京城里和拳师们交往多年，装了一肚子他们的故事，原计划写一本新型的武侠小说，1935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从中提炼出一个短篇，创作了《断魂枪》。武术成为道具，大背景下的困惑和挣扎，才是主题。这个短篇，似乎有许多意犹未尽的地方。1966年8月的一天，老舍自沉于北京太平湖，而这才是沙子龙的真正结局。宁肯玉碎，不要瓦全。他做到了。
老舍最拿手的就是以小人物的平淡故事，写出转型社会大背景下的世人的无奈与困惑，更写出主人公的理性和内心的隐忍，想求平淡而不得，那里早蕴含了作者本人的悲剧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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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去一趟多佛尔吧。”2017年在英国参加完一个会议，我约了两个朋友租车自驾，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停留地。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电影《敦刻尔克》当时刚在国内上映，许多经典的画面时常在脑海里面闪现。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撤退出约33.6万军人，他们是在多佛尔登陆，我想去看看那个码头。
我们预定的宾馆就在码头边上，出了酒店大门就能看见大海。岸边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散步，可以远远看见几艘大型邮轮，停泊在那里。我在码头边上伫立许久，想象三十多万人从这里登陆的情形，电影的画面和现场好像衔接不上，我就调转方向，向着白崖(THE WHITE CLIFFS)走去。
孤独星球版《英国》中这样评价白崖：“歌曲、文学作品和电影使这些无比壮观雄伟的悬崖成为不朽，它们早已深深嵌入英国的民族精神之中。对于一代又一代游子和士兵而言，白崖就如同巨大的‘欢迎回家’的标志一样。”
在多佛尔，我想起的是奥威尔，好像导演在影片的结尾在向奥威尔致敬。我想起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最后一段，为此我看了三个译本，抄录陈超的译文如下：然后我们回到了英国南部，或许这里是这个世界上景致最美丽的地方。当你经过这里，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恢复，坐在海陆联运列出的长毛绒软垫上时，很难相信真的有什么事情在别的地方发生。
至暗时刻，这本来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主要是写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故事，他同样面临哈姆雷特之问：活着还是死？现在换成了投降和抵抗之间的选择，影片展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决策前后的故事。英国现代作家中，印象最深的是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的历史轨迹永远不会与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但他的历史老师却可能是。”（西蒙沙玛的《英国史》第三卷有这样的推断。）乔治奥威尔的至暗时刻，或许应该是他的西班牙之行。
一颗子弹打中我胸膛！
他死里逃生，但是他好像是由此变成了一个先知。
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不仅改写了欧洲的未来，也改写了奥威尔的心路历程。在西班牙内战中，他经历了残酷的内部斗争与清洗，奥威尔和他的朋友，或被追捕，或被投进牢房，或被清洗掉。他本人中弹受伤，还要带着新婚妻子躲避对他的追捕。实际上，奥威尔在西班牙提前经历了一场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都不容存在。尤其可怕是他们疯狂开展的从肉体消灭政敌的做法，令人感到恐怖几乎随时可以到来，怀疑可以立刻转变成定论，秘密关押，拷打，绑架，未加审判的枪决……”事后他如此写道。由于苏共的插手，苏联境内的大清洗，在西班牙重演。毫无疑问，西班牙留给奥威尔的创伤，远比那个打中他咽喉的子弹带来的伤口大。他从这场悲剧中，开始深入思考，人类在极权制度下的悲剧深度。他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就是要思考和揭示：没有被监督的权力，将会给人们带来什么？
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说：“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奥威尔并不是要写一部简单的预言小说，或是一本哗众取宠的讽刺小说。他是在关于“法西斯状态的终结时空里”思考并写作，他提醒人们：自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如果自由遭到侵犯，哪怕是以何等善良的借口，都是极其危险的。
奥威尔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作家”。他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在的时代生活和写作，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被称为是最冷静的欧洲人，著名作家普利切特则称他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所以说，二十世纪需要他，二十一世纪仍然需要他。
4
我和D君还没有见面，韩国电影《燃烧》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光彩。我刚刚看过福克纳的《烧马棚》
再紧跟着看电影《燃烧》，原来这是导演向福克纳致敬的一部影片，电影虽然是以村上春树的一个小说为主改编而成，但小说《烧马棚》的内在精神已在其中。小说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有一个白人父亲，和他人有矛盾，不争吵，也不讲理，动辄就是把人家的马棚烧掉，然后一走了之。我告诉D君，烧马棚，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暴力行为，而是我们不敢正视的人性中残忍与丑陋的一面。我们被日常生活工作的惯性所推动，这些都被压抑和隐藏到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深层之中，当环境和一个契机到来，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在你清醒时不能认识的自己：愤怒中，充满暴力，就是一个恶魔。但是这样说，或者还不够准确。翻看托尔斯泰的《复活》，看到一段话，这或许最好的回答，我不想打电话给D君，就把那段话抄给他：
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
D君在微信里回复说：生活只是水面的涟漪表象，我们反复思考、总结以及好奇的都是水下暗黑深处那些暗流涌动的规律和隐秘。那里有生命的核心意义。
说到这个话题，就要读英国作家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我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雨石的译本。
是的，阅读福克纳，还要阅读康拉德。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现为深圳福田图书馆“一间书房”领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