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中国保险梦
文 侯宇辉/陕西分公司
纵观保险业70年发展历程，可谓是中国社会政治和国民经济发展史的缩影。我们深知，保险业是开放型事业，发展是硬道理，遵循经济规律，尊重中国国情，重视自身不足，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奋斗，中国保险业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201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华诞。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年间，民族保险业前进轨迹跌宕起伏，艰难和曲折贯穿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探索历程。笔者有幸曾担任西北大学和西安欧亚学院金融保险学兼职讲师，翻阅整理了中国保险业发展之路中的大量史料，这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
1949-1958，10年如日方升，故步自封；
1959-1978，20年时办时停，艰难支撑；
1979-1994，16年冰雪消融，砥砺前行；
1995-2018，20年崛地而起，突飞猛进。
作为从业23年的一名保险人，与诸多同仁一道亲历、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壮大期。此文虽线条粗略，但因为一直坚持在保险战线，故每每抚今追昔，研经铸史，总是感慨万千，愿与各位同仁共勉共进。
一、如日方升，故步自封
1949年9月25日至10月6日，开国大典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牵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10月20日，宣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中国统一的国家保险机构自此诞生。1952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人民银行划归财政部领导，此后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下，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外资保险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之初，我国国民经济正从千疮百孔的战争环境中艰难起步，百业待兴。这一时期的保险业主要经营涉外险，业务基本由三个部分构成：海洋物资运输保险及附加险（为保障国家进出口贸易货物的运输安全）；国际分保业务（为分散责任，减少外汇支出）；海外业务（为吸收外汇，主要在东南亚地区经营）。
当时，我国进出口贸易一般由货载轮船在海洋完成运输。由于运输过程较长，海上情况复杂，敌对战争封锁及禁运的风险因素，加之国内轮船制造水平不高，遭受巨额海损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发生意外，极易冲击国家外汇收支平衡。
在此情况下，进出口贸易除了需要运输保险外，战争保险也属必要。当时开办的险种有：兵险、共同海损、平安险、水渍险、淡水险、潮湿险、偷窃险、渗漏险、碰损险、短少险、破碎险等。
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条件一般比较严苛，外商习惯在国外公司办理保险，而我国贸易部门主要关注的是物资的顺利进出，忽视了在国内保险业务。对此，国内保险的从业员工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争取国内保险就是为国家节约和吸收外汇，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是与帝国主义做经济斗争的一个环节”。
因为热情高涨并提供优质服务，国外保险业务的开展得到了贸易部门的理解与支持，业务量显著增长。当时，我国开展国际分保业务的原则按照政治航线的亲疏划分：“加强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保险公司的团结与协作，同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保险业务关系为我服务”。此类保险业务自1951年1月起至1952年11月止，赔款总额（不含分保摊回赔款）达到了46.7亿元（旧人民币）。
后续，国有保险公司服务范围逐渐扩大，险种由单一发展多种综合。1951年底，全国已有468个保险分支机构，职工20000余人；1952年，扩大到1300多个机构，34000名保险职工，全国设有3000多个代理网点。
但是，由于对保险的偏见认识，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理解的差异，中国保险业在发展初期并没有一气呵成壮大起来，而是墨守成规，历尽磨难。
1953年，停办了在农村开展的业务；
1955年，停办了铁路、粮食、邮电、地质、水利、陆地交通六大系统的财产和船舶、货运、机车类强制保险；
1957年，停办了国内所有强制性财产险业务；
1959年5月起，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几个城市外，在其它城市全部停办了国内保险业务，其体制也一并转化为专营涉外保险的单纯业务机构。
二、时办时停，艰难支撑
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为落实中央提出的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政务院实行行业并改，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变为财政部下属的银行业务组。银行业务组下设国外业务组和国内业务组，在国外组下设保险小组。1949年成立的唯一一个人民保险公司机关，是不足20人的处级建制，后来改成司局级单位，自成立十年间，相继配备了80余名懂得金融和精算的人员，仅成了一个保险小组。很多民众不知道保险公司是做什么的，甚至不知有保险公司的存在。
1963年4月30日，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万吨级船舶“跃进轮”，装载1.2万吨玉米，从青岛开往日本，于5月1日不幸触礁沉没。该轮在出航前，中国远洋公司曾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125万英镑财产保额，其中船壳机器100万英镑，费用增值25万英镑，并附加战争险。人民保险公司将其中104万英镑分摊给了英国、苏联、捷克等国的90家协作公司。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民众以为“跃进轮”是被敌对势力破坏，最终出险原因明朗后，十分忧心巨额损失，听说办理了保险业务，民众又松了口气。但接受分保的外国保险公司面对巨额赔偿，是否信守合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对此十分关注，让保险业负责人到中南海汇报情况，并给国外各分保公司提出索赔申请，据理力争，数日后顺利地摊回了104万英镑赔款。“跃进轮”保险赔款的摊回，及时补偿了外汇损失，有力地支持了远洋运输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砸保险”运动甚嚣尘上，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定了保险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成就。“左倾”思想认为：保险业务一是“倒口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是国家所有，发生损失后赔与不赔意义不大，不过是把钱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否认了保险意义；二是“反垄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垄断和崇洋媚外，要独立自主，要不要存在保险公司成了问题，忽略保险对于经济保障的“稳定器”作用。
196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事代表组和交通部军管会联合向国务院呈交《关于停保自营远洋船舶保险的请示报告》，对于停办保险业务的理由陈述为：
交通部的远洋船舶和其他国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同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固定资产，如果发生损失不应该单独采用保险的办法来弥补，现行的远洋船舶保险，拿国家的外汇向帝国主义国家保险公司投保，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竟依赖帝国主义资本垄断集团做保障，向他们取得外汇补偿，这不仅直接违背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造成极不良的政治影响，这是在中国推行“外汇挂帅”的资本主义路线，必须予以清除。
至此，经过广大保险人兢兢业业、经营拓展的远洋船舶保险等财产和水险业务被彻底“砸倒”。保险小组大部分在职干部被安排进行劳动改造。在风险控制领域里“灭资兴无，人定胜天”的荒唐行为，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1969年春夏之交，我国自国外进口用于国防领域的一批贵金属——80公斤铂金，在巴基斯坦转机时全部丢失，损失总额约800万美金。受“砸保险”运动的影响，这批货物当时并未投保，如此损失对当时很不景气的中国经济乃是极大震动。周恩来总经理对此惊愕不已，召集国家财经部门主要官员，对于忽视保险业和停办业务的做法大加斥责，严肃指出：“我们的同志眼光一定要放长远，保险还是要办，敌人想孤立我们，我们不能自己孤立自己。我们要开辟对外联系的渠道，保险就是渠道之一。”
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力亲为下，中国人民银行调回一批正在劳动改造的业务骨干。1971年起，以进口手表为突破口，我国保险业与国外保险商签署了定值保险合同和分保协议，确立在发生责任事故情况下补偿损失。
自1958年10月起的“左倾”思潮影响下，我国的国内外保险业务时有时无，走走停停了20年之久。
三、冰雪消融，砥砺前行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对外贸易关系也日趋活跃起来，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恢复保险主业。保险业的恢复发展起始于财险业务的复苏，80年代初，财险业务占据了当时保费收入的绝大部分。以1985年为例，保费收入前两位险种为企业财产险与运输工具险，分别为10.06亿元人民币及9.1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国保费收入的5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重新改制后，也逐步着手重拾国内财险业务。
1982年，人寿保险业务得以恢复。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深圳设立了分公司。
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中国保险业才真正意义上具备了一项有据可依的法律条文。
至198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港口，与1000多家保险公司、再保险以及保险经纪公司建立了分保业务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接受了120多家外国保险公司及船东保险合作社的委托，为他国保险业在中国提供核损勘验和理赔代理服务。
1987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国务院批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组建保险业务部，打破了中国人保40年单一垄断经营的局面。
1988年，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深圳设立；1991年4月，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其前身就是交通银行的保险业务部。
中国民族保险业在经历凤凰涅槃后，浴火重生，在几代保险人锲而不舍的艰辛支撑下，终于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春天。
四、崛地而起，突飞猛进
1995年，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出台，成为中国保险业发展的里程碑，次年《保险代理人暂行规定》《保险管理暂行规定》应运而生。自此，世界范围内中国保险业异军突起，国、内外各类保险主体与业界精英纷至沓来，市场多元化经营状态凸现，异彩纷呈。
《迷失的盛宴》一书中，记载了朱镕基总理和创办华泰保险的王梓木进行的一次谈话。
朱镕基问：“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王梓木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中国保险业还很落后，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有人来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
朱镕基又问：“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王梓木给朱镕基列出股东名单，都是国有大型企业。朱镕基说：“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怕搞丢吗？”王梓木罗列了理由。临了，王梓木问朱镕基：“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朱镕基则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多年以后，王梓木给时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李荣融写信，华泰财险成立12年是中国唯一自成立起就连续盈利和分红的保险公司，除分红外公司的净资产是当年股本金的3倍，还没计算无形价值，自己对得起朱镕基总理，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真正实现了保值增值，也没有去给总理“找事添乱”。
当年，坚持不懈申领牌照、引进外资、辞官入行、人才流动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感人至深。
以1997年为分界点，我国保险经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身保险业务规模首次超过财产险，占到当年总体保费收入的55.53％。在幅员辽阔的乡村，诸多人寿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枝繁叶茂。
2000年后，进入新世纪，中国接轨世界经济金融，保险行业在政策法规、行业监管制度实践上已经较为明晰，各保险公司积蓄力量实现高速发展。随着我国保险市场准入机制的不断丰富，十几年来新的市场主体相继产生，在保险公司的专业化经营和组织形式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例如成立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养老金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汽车保险公司等。同时还大量增设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促进了市场的竞争与繁荣。
从 2011年到2015年，国务院等部门相继出台《互联网保险业务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强化行业标准及操作规范。互联网保险作为中国保险业的生力军，到2016年保费收入统计达2299亿元。在传统保险业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法则，优化服务链条，降低运营成本，开发适销对路产品，贴近消费者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保险生态的发育，会在不远的将来给行业形态带来更多的改变。
2017年以来，原中国保监会有针对性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保险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保险行业加快回归本源，做强主业，进一步凸显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服务国家战略、助推脱贫攻坚和民生改善的力度不断提升。
2018年底，我国拥有保险业市场经营主体170家，再保险公司11家，保险集团（控股）公司1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4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达到2647家，行业保险代理人数达806.9万人，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市场格局形成；全国保险业资产总量18.3万亿元，实现保险业原保费收入3.8万亿元，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6897万亿元，保险业保障功能充分发挥。凭借着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壮大，中国大陆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彼时的中国保险业排名世界第六，经过多年的付出和努力，近些年全球保险业发展规模近一半的增长来自于中国，特别是在寿险领域中，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保险大国。
纵观保险业70年发展历程，可谓是中国社会政治和国民经济发展史的缩影。我们深知，保险业是开放型事业，发展是硬道理，遵循经济规律，尊重中国国情，重视自身不足，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奋斗，中国保险业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