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思明/深圳

2月10日（当地时间2月9日晚），第92届奥斯卡奖揭晓，最出人意料的是，韩国电影《寄生虫》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4项重要大奖，成为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也拓展了韩国电影前途，成为首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片（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艺术家》虽然是法国片，但它是无声片）。奥斯卡历来竞争激烈，今年也不例外。《寄生虫》能把“小金人”抱回家，确实让人意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史上第一部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有声电影，也是1955年《君子好逑》后首部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戛纳金棕榈奖影片。

电影《寄生虫》并非“宏大叙事”，堪称一部“三小”（小格局、小成本、小制作）影片，但在韩国观影人次却达一千万，这对只有五千万人口的韩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看过这部电影！可见《寄生虫》是多么硬核。反观我们的电影大片（大场面、大成本、大制作），比如《上海堡垒》，耗资三个亿，却只收回一个亿的票房，而且豆瓣评分只有3分，票房和口碑全输，亏得投资方和制作方都怀疑人生了。

《寄生虫》不以“大”上位，乃以“小”取胜。何以故？原因就在于，主创真的是在用心挖掘生活，挖掘人性。他们知道，一部好电影，不是靠几个流量小鲜肉所能撑得起来的，而是剧本内容、制作水平、演员发挥等等多个环节所致，必须用工匠精神来锤炼和打磨。《寄生虫》将社会阴暗面直接映照进现实，不像我们的一些大制作影片，单靠情节、对话加特效这三板斧。有时候，好电影真的和投资无关，好电影不是拿钱堆起来的，是需要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性的深挖，需要工匠精神的勤勤恳恳和扎扎实实。《寄生虫》就是这样，所以才一举拿下6项奥斯卡提名，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电影奖等4大奖项。此者，恰如韩国总统文在寅所言，《寄生虫》以最韩国的故事打动全世界观众，电影的演出及台词、脚本、剪辑、音乐、美术和演员们的演技都向世界证明了韩国电影的力量。

不管从哪个层面看，《寄生虫》都与“宏大叙事”沾不上边儿，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日常生活书写。电影讲述韩国一底层家庭的长子去面试富裕阶层家庭的家教，从而使两个条件悬殊的家庭产生关联的故事。通过描绘几个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电影状写韩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时代问题。

从美学的与历史的双重维度考量，《寄生虫》可谓一部黑色幽默喜剧。故事中，集“无业游民”贫困家族之众望于一身的长男基宇到IT企业朴社长家应试补习老师之前，一直和妹妹基婷以及父母在狭窄地下室里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基宇来到朴社长家不久，妹妹和父母也如寄生虫一般来到朴社长家工作。然而，他们的野心并未就此止步，就像电影《红与黑》里的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的两次爱情，基宇和大小姐坠入爱河，也有着自己别样的目的。

《寄生虫》所描述的矛盾并非简单个例，而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典型性和普遍性。电影所描述的人与人、家与家的龃龉和矛盾，代表着和隐喻着穷人与富人、底层与上层之间的阶级矛盾、人性龃龉。基宇一家身为无业游民和穷人，经与IT公司老总一家的接触后，因为阶级差异发生一连串意外事件。基宇一家蹭网、住地下室、为了一份工作不择手段。当你觉得他们已经够惨，电影却突然来个欧亨利式反转，跟你说他们还不是最惨的，还有比他们更惨的。你富，还有比你更富的；你穷，也一定有比你更穷的。在这个永远不可能平等的世界上，贫富差距就像无数面墙，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电影中，基宇与朴社长两家人，从素不相识到亲密接触，再到峰回路转，双方彼此都发现，维持这种关系，牺牲的可能比得到的更多，于是穷富两方的矛盾瞬间爆发。

电影《寄生虫》对社会、阶层乃至人性的思考，可谓深刻；而它对戏剧性的营构也是可圈可点，呈现一种“惊悚+幽默”的电影美学范式。正如有论者指出：一边是水淹陋室，一边是生日聚会；一边是冰冷坚硬的体育馆，一边是豪华柔软的后花园。而金钱则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可悲复可笑的是，基宇家人像似张天翼小说《包氏父子》里的小包，拿着不菲的薪水，和富豪们同住一个屋檐下，渐渐迷失了自我，以为这样就算是与上流社会画上等号了。殊不知，他们身上那股地下室味道已然烙印在他们身上，时刻提醒着他们，也刺激着他们，让自得与自卑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感觉纠结在他们身心内部而不得摆脱，让这种精神分裂性格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

《寄生虫》以平视的姿态，直击韩国社会贫富差距，反思人的异化现象。导演奉俊昊说：“人生活在社会上，理应和谐共生；然而现实往往否定这种自然状态，走投无路的人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寄生虫。这不是单一方的责任，贫穷也不是一种罪。”透过《寄生虫》，不难看出电影对国民性的深刻揭示，这似乎可与近一个世纪前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遥相呼应起来。《寄生虫》对时代、社会与国民性的开掘,反映了编导深邃思想目光和审美特色，虽然这种揭示是含蓄的乃至暧昧的。鲁迅说过:中国的“国民性”是在“满是血痕”的条件下形成的。窃以为，此言对于别国譬如韩国的“国民性”来说，也同样适用。而胡风作为鲁迅的忠实弟子，他所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命题，也进一步揭示了封建思想对于下层人民的精神伤害。这点，在韩国电影《寄生虫》里有着不言而喻的体现，这就昭示了一个理念：好的电影作品是没有国界的。这也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吧，它们的精湛与精深，值得所有的地球人欣赏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