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末金融改革的实践家
张忠宁/北京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国内国际研究者甚多。我仅从其金融思想和实践的角度，探讨其人生的卓然不凡和远见卓识。
张之洞的金融思想，主要表现在清朝末年货币财政政策的积极创新和稳健调整、推动近代工业发展夯实国家财富基础振兴经济的大胆实践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他是一位通过读书通晓世间道理、懂得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勇于探索金融改革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白云苍狗，如今的张之洞故居，坐落在南皮县双庙村，去过的人们很难将这个普通的平原小村，与一位中国近代经济金融改革先行者联系起来。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双庙村结实的泥土和砖瓦，印证着一切。
开设中国第一家机械造币厂。1884年7月，47岁的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1889年8月奏准清廷在广东开设广东钱局，厂址在广州东门外黄华塘，占地82亩。引入英国钱币制造机械，试制七钱三分银元（后据汇丰银行意见，改制为七钱二分银元）。所铸银元与外国银元一并行用，正式开始了中国官铸银元的历史。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铸钱厂——广东造币厂成立，开启了中国铸币工业的近代化，这成为清政府大规模铸造银币的开始。
广东造币厂所造银元上因为有龙的图案，俗称“龙洋”。其龙形栩栩如生，工艺精湛，分量偏重，成色
亦佳，商民喜闻乐见。流通范围南到广东，北达天津，其中沿海诸省、上海等市都广为流通。自广东创铸银币后，各省纷纷仿铸。但因各地银元母版不一、成色各异，银钱市场反而更趋混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清廷通令各省，如有需用银元之处，均归并广东、湖北两省代铸，不用另外设局。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又谕造铜元，同样因未形成统一样式、成色，以致乱象纷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决定张之洞建立的广东钱局直属度支部(即如今的财政部）管辖，改为“度支部造币粤厂”。客观地说，中国自铸银元后，洋钱流入的数量确实受到了一些阻遏。
张之洞之所以兴起造币的念头，来自于一位幕僚的建议。
湖北的洋务事业蓬勃发展，促使这位总督整日为银子发愁。为解燃眉之急，幕僚陈衍提出了一条筹措银子的奇策。陈衍，福建侯官人，因地处沿海而得风气之先。自林文忠公（林则徐）以来，侯官研究西学已蔚然成风。陈衍受家乡风气熏陶，多年来一直研究西学中的货币金融学。陈衍提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重新发行一种货币，即铜元，每个铜元合铜二钱七分，由总督衙门规定，一个铜元值十文制钱。陈衍保证，如用此法湖北银钱短缺之围可立即。张之洞很不解，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可以有银子了。其实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制造通货膨胀。陈衍解释了其中的道理：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文制钱，一千文制钱重八斤，也就
是说一千文制钱用八斤纯铜所造。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钱，也就是说一文制钱含铜一钱二分八，将近二个制钱便可铸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当十个制钱用，剩下的八个制钱便是总督衙门所赚的了。
张之洞听陈衍解释，感觉此法确实不难。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就通过郑观应（晚清维新理论家，当时知名买办）从香港买了两台铸银元机，广东就成为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地方，张之洞也成了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官员。一向敢为天下先的张之洞，准备听听其他幕僚的意见。幕僚们对这个办法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不可行，一派认为可行。不可行的一派以辜鸿铭为首，理由是此法甚为阴毒，将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可行的一派以梁鼎芬为首，理由是总督衙门的担子需要湖广的百姓一起来分担，这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张之洞最终决定还是要用这个办法。虽然百姓一时会骂他，但他相信洋务事业办成后，国富民强的时候，百姓自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于是在陈衍的指挥下，铸铜元局很快开办起来，大张旗鼓地铸铜元。实行不久，百姓便深感不便，怨声载道。但库房的银钱却与日俱增，半年就增加六七十万两。
坚持主张，肇始从政治的角度把握货币和财政政策。20世纪初，随着白银需求下降，国际银价严重下跌。1901年开始，国际银价一路暴跌23%。当时，清政府负担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共6.8亿两白
银，还有大量到期外债，巨额本金和利息使其不堪重负。同时，庚子赔款以金价为基准，银价下跌致使清政府承担更多金银汇兑成本（镑亏）。如何解决财政危机，是清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1904年初，精琪（J.W.Jenks）作为美国“会议货币专使”来华，携带美国为清朝拟订的货币改革方案。该方案曾征求各列强意见，各列强担心清朝货币改革会影响偿还赔款，故精琪方案中有“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他认为中国落后，不懂货币，应聘请洋人担任“司泉官”，组建管理团队，负责中国货币发行、管理等事宜。此外，还有中国日常财政、货币运营等要接受列强监督，账目允许各国代表审查等内容。这个货币改革方案如此丧失主权，遭到张之洞等官员的反对。精琪征求意见之后，对相关歧视性条款加以修改，以突出方案中的中国主权财政色彩。修改之后，反对阵营大大缩小，部分反对派转而支持精琪方案，认为中国货币制度确实弊端较大，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体系、引入先进的金本位制度能消除镑亏，扭亏为盈，缓解财政危机。
实际上，精琪方案并非完全没有考虑中国情况，其为中国设计的货币改革方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本位，而是“虚金本位”，即以金确定国内金银兑换比率1∶32，国际汇率由司泉官根据国际银价随时调整，国内实际流通的不是黄金而是白银。
张之洞认为，金本位是西方国家长期发展的结果，“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相比之下，中国则“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并不能值洋银一角，何论于用金”。在大宗贸易方面，沿海沿江商务繁盛地区，尚且银、钱均用，因而“中国虽外人名之为用银之国，实则尚是用铜之国”，盲目实行金本位，有害无益。
对于“虚金本位”制，张之洞同样反对。针对精琪关于国内流通1∶32、偿还赔款1∶40的金银汇率设定，张之洞认为，“外国持银三十二两一入中国，便可得金一两之用，及以中国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须以银四十两准金一两”，则民间将不愿贱价售金给政府，而是高价售与外洋，引发黄金外流。同时，内外汇率不同，势必引发通货膨胀，“强以三十二两之银作值四十两之金，则民间必将以只值银三十二两之货物，涨为值银四十两之价，虚伪相抵，徒劳无益”。张之洞认为，精琪“虚金本位”制所提出的巨大收益，是以危害整体国民经济为前提的虚假收益。
张之洞坚定认为，“财政一事，乃全国命脉所关。环球各国，无论强弱，但为独立自主之国，其财政断未有令他国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国人皆能干预者。今精琪条议……所云，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而又恐各国之议其后，故一则曰使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再则曰赔款国之代表人可以查看账目，而不复问主权之何属，其悍然不顾乃至此极，实出情理之外。”
在精琪离开中国一个月后，清廷下达上谕，将张之洞的反对意见“下所司知之”，并批准张之洞在湖北铸造以一两为单位的库平银币，实际上放弃了“精琪方案”。1905年11月19日，清廷颁布上谕，采纳财政处和户部所拟方案，宣布实施银本位制，以一两重库平银为中国本位货币。
张之洞的全面反对，使慈禧等意识到盲目引入金本位的风险。张之洞不仅反驳精琪方案，同一天上奏的还有在湖北试点发行一两重银币的奏折。张之洞反对金本位，但主张建立银本位的统一货币制度，并表态，湖北试点效果好，则全国推广；效果不好，由湖北承担失，“而从此中国货币轻重之所宜，以及改换收发之难易，利病昭然，可有定论”，以积累全国统一银币制度经验教训。然而，清政府朝令夕改，张之洞在湖北试铸的一两银币，刚一发行即被叫停。张之洞的湖北试点尚未经实践检验，户部就又要重新发行七钱二分重银圆。在纷争和吵嚷中，直至清政府垮台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
对比来看，美国人精琪代表的是以算“经济账”为主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多关注某一领域内的问题，寄望于引入新制度而解决问题，多伴有对新制度的美好憧憬。张之洞代表的是以算“政治账”为主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不以制度创新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倾向从社会整体考虑局部问题，以避免陷入制度设计脱离实际的困境。算“政治账”不是不关注制度，而是注重历史渊源，立足生活实践，总结提炼经验教训，将之固定为制度，以求制度能长久、可持续地融入社会生活中，受益者是更广大群众。算“政治账”强调从全局来认识某一领域的问题，而非单纯在某一领域内设计封闭的方案。例如，张之洞不仅考虑金本位是否适应中国情况，还用发展眼光估计国内外金银兑换比率不一，将会引发国际游资投机、政府信用下降等状况，从而导致金本位破产。古人云，“利不百不兴”，深层意义就在于通过更大范围内的受益群体，确保兴利举动能更全面契合社会生活，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在特征上，“政治账”不以眼下的投入产出多少为计算依据，更注重社会不同领域、群体健康发展的有利态势。这种有利发展态势属于无形之利，不能单纯用眼下现实利益相关数字估算。因而，以“经济账”标准衡量“政治账”，会得出算“政治账”者不懂经济的表面结论，实则二者在着眼点上有部分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巨大差别。
重视实业，推动实业尤其是重工业、制造业蓬勃发展，为经济、金融和财政积累奠定坚实基础。“加油”二字据说与张之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之洞的父亲张锳当年在贵州安龙当知府时，经常在夜里派差役在全城巡逻。遇到有读书人挑灯夜读时，便将读书人的盏加满油，于是有了“加油”说法。1889年，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转任湖广总督，开启了长达18年的主政湖广的新历程。这段历程，他不断为自己的强国梦“加油”。
此时的张之洞，在经历了中法战争的洗礼、两广总督时对新式工业的尝试以及洋务运动的失败后，对于如何发展民族工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而在武汉，随着民营资本的兴起，又为他大展拳脚提供了条件。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卢汉铁路（后改名京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武汉三镇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也是军事工业基地。
张之洞在1901年五六月间，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了洋洋三万字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系统地勾
绘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新政蓝图第一折主要是文化和人才培养，包括“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四项。第二折主要涉及内政整顿，包括官吏选任方法改革；解散各省驻防八旗，鼓励旗人学习士农工商兵各业等。第三折涉及军事、经济的改革。经济方面主要包括振兴农业、手工业，开发矿山、劝设工厂，并制定了“矿律”“路律”“商律”等政策，提出了“行银元，取印花税，扩邮政”的构想。
1895年，张之洞向朝廷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其中对产业政策方面的转变最为引人关注，他在“速讲商务”中提出：“中国上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考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这个重商的认识与此后不久形成“日后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的思想，体现了张之洞对培育近代新式商人、发展新式商业的突破。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他以卢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
张之洞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军工厂，“汉阳造”此后闻名天下，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张之洞在湖北省内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工厂建设，奏请设立汉口商务局，并拟订了振兴工商的八条具体措施。他主张“邀集各省各帮大商”设立商会，将商人组织起来，或劝“商学”，让他们研究商品的制造方法、“商律”，官府对商人指导进行工厂建设；为对抗洋货，还提出应对“新制土货”减免关税、厘金，给予专利保护等。
在签订《马关条约》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针对条约中“允许日本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的条款，张之洞曾认真听取过怡和洋行买办唐荣俊的意见。1896年，张之洞为鼓励开设工厂，奏于南通、苏州和镇江设立商务局，制造土货抵御日本人的商业侵略，张之洞敏锐意识到中国民族资
本成长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深刻影响到他在汉口设立商务局推动工厂民营化的各项政策。1902年，张之洞对湖北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调整，决定将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的四个官营民用工厂实施民营化。俄商顺丰洋行买办、广东籍华侨巨商韦紫封与其子韦应南，邀集同为买办的邓纪常等人，组织应昌公司出面承租四局，官商双方于同年6月签订租约，规定：四局租期20年，应昌公司在租期内每年向官府交纳租金10万银两；四局经营有无盈亏，“概与官家无涉”。表面上看，官府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四局，但在章程中规定不能将四局作为债务抵押，也严禁引入外国资本。同时，湖北向清政府提请对织布局、纺纱局的产品免征厘金、子口税，对缫丝局、制麻局免除厘金、关税等优惠政策。
大兴学堂，积极为经济、金融发展培养积蓄人才。张之洞在任期间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年）、矿务学堂（1892年）、自强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7年）、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湖北工艺学堂（1898年）、湖北师范学堂（1902年）、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年）、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重视学习西方法律，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说，还主张法分民刑、改良监狱等。曾言“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过去很长时期，国内对张之洞研究很少，也过多集中在对他为官生涯的关注和评述，却忽视了“张南皮”对长江以南地区经济的显著推动作用，忽视了其在经济思想、管理思想、金融思想的挖掘和总结。张之洞后人多从事科研、教学、企业等，对经济方面的提倡比较少，也造成了当代学者在张之洞研究方面的薄弱疏漏。今后，随着史料的不断丰富，相信张之洞的清末重吏的形象会更加全面深入。
（作者系张之洞家族后人，高中毕业于张之洞所办的“慈恩学堂”，即河北省南皮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