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守兵/北京

这些保险企业报刊，大量记录了保险业发展历程的史料，是中国近代保险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安合群保寿有限公司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且所办刊物特色突出，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过去的上海，过黄浦江都得靠摆渡。1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船工的儿子从上海川沙（今浦东新区）步行18公里，来到黄浦江边，他要过江进城给人家做佣人。
过江要一文钱，可是他没有。于是，这个孩子和摆渡人谈起了买卖——他帮着摇船，摆渡人让他免费过江。就这样，这个叫吕岳泉的孩子踏上了上海滩。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穷小子，在几十年后竟然占据了我国人寿保险业的半壁江山。

船工之子创办公司

1877年，吕岳泉出生在上海川沙一个船工家庭。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一家人全靠父亲给人撑船维持生计。6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到私塾念书，但只读了3年，就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吕岳泉12岁时，在上海滩一个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这个英国人就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穆勒。
吕岳泉聪明伶俐，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并在主人洽谈业务时留心观察，积累了不少相关知识。后来，吕岳泉借穆勒招聘助手的机会，进入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公司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吕岳泉走马上任后，为打开市场下了番苦功。他从总督衙署入手，想方设法结交了两江总督端方。后来，端方不仅自己买了寿险，还下令僚属一律投保，南京的市场由此打开。吕岳泉还通过当地的商会，向当地商业人士积极介绍国内外寿险业现状和前景，由此结交了一批商界巨头。
当时的南京是革命党人的聚集之地，吕岳泉也结识了一些朋友，思想渐渐发生转变。受他们的感召，吕岳泉也参加了同盟会。朋友问他：“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你就一直这样为洋人打工吗？”在朋友的提议下，吕岳泉萌生了自己创办寿险公司的念头。
1911年，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率军响应，同年12月2日攻克南京。这时，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职务，经人引荐拜访了徐绍桢，希望由他帮忙组建寿险公司。两人商谈十分投机，最后决定由徐绍桢出面，约请政界、商界名流，集资成立一家人寿保险公司。
1912年6月1日，华安合群保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在上海成立，徐绍桢任董事长。不过，在公司的董事名单上却没有吕岳泉的名字。因为当时吕岳泉的社会地位较低，与那些董事相比差距太大，加上他不擅长寿险精算，董事会只安排他分管保险业务，而聘请英国人郁赐担任公司总经理。
吕岳泉扬长避短，紧紧抓住业务拓展，并招揽一些知名人士入股“华安”。1922年，吕岳泉顺利当上了公司总经理。自此他开始大展拳脚，在中国大力推广寿险。
针对社会公众对寿险一知半解的情况，吕岳泉开始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介绍寿险的短文，并编印《华安杂志》阐述寿险的作用。吕岳泉还约请记者参加座谈会，讨论发展寿险的社会意义。一些知名人士也应邀在报刊上撰文，宣传寿险业和华安公司。
同时，吕岳泉积极开发各类险种满足市场需求，并利用强大的营业员队伍，在全国范围内推销寿险。在公司上下的努力下，华安攻城略地，客户数量迅速增加。
1924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买下南京西路旁的一块土地，又投资10万两白银兴建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是中国第一座人寿保险大楼，整个大楼装修豪华，在上海引起一阵轰动，也大大促进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1925年，吕岳泉将目光投向海外，并远涉重洋到南洋侨胞中推销寿险。没几年，南洋侨胞的投保额就高达292.8万银元，海外分公司也相继成立。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华安公司全部停业。1948年冬，吕岳泉到香港后患病不起，于1953年11月在香港病逝。
吕岳泉，作为中国人寿保险业的肇始者，人称“寿险大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华安最早在中国创办的《华安杂志》，开创了华商保险企业办报刊之先河。后来，在不同的经营背景下又先后创办了两种报刊。吕岳泉利用报刊资源树立企业形象、推销保寿产品的做法，凸显其与众不同的经营之道和推销之术。

经营之道有三，推销宣传是关键

吕岳泉在他的保险业生涯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创造了不少保险界的奇迹，最为业界称道者有三条：
一是重视人才。吕岳泉深知社会声望是保险业立身之本，因此，千方百计地将黎元洪、冯国璋、徐固卿、杨耿光等权贵，和陆文韶、程霖生、王芳畦等商界巨子，拉来公司入股或做董事。同时，又力排众议，高薪聘用永年公司的外籍同仁当总司理和计算师，并由他们培训中国员工，被后人赞为“借鸡取卵”。前者“拉大旗做虎皮”，颇能吸社会眼球；而后者使华安站在巨人的肩膀迅速起步，执华商人寿险界牛耳。
二是讲究信誉。保户受损能否照章理赔，是保险业生命所在。当时国内寿险业刚起步，大家都拭目以待。有一家商号员工刚投保就不幸遇车祸身亡，家属悲恸欲绝，不知日后如何谋生。华安马上派人登门慰问，如数送上赔款。视信誉为生命，始终是吕岳泉经商的信条。
三是擅于宣传。中国的保险业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经济侵略产生的。对于当时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来说，保险这一“舶来品”是为何物，有何用途，除少数曾留洋的精英外，国人大多不甚了了。另一方面，自1865年中国出现第一家保险公司，到1914年的50年间，共有39家保险公司竞相成立，同业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面对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外资企业，新生的华商保险公司更显得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公司的人才和信誉都没问题，可如何让世人知晓并投保，关键落在了宣传。于是，《华安杂志》、《华安》和《华美》等三种企业刊物就陆续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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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保险业报刊之嚆矢

1917年，《华安杂志》诞生，成为中国保险企业的第一份刊物，成为后来陆续出现的华商保险企业报刊之嚆矢。《华安杂志》，创刊初名为《华安》，从第4期始改为《华安杂志》。版幅为大32开，白报纸铅印，每期70页至100页不等，书册式装订。不定期发行，半年左右刊行1期。
该刊为非卖品，免费赠阅公司股东和保户，以广泛推销保险。封面彩印，刊头竖排，由清道人（名李瑞清）、周南（名连周南）、崔斯哲（康有为弟子）等晚清遗老和民国著名书法家署名题签，彰显公司及刊物之不凡。其中第2卷第4期刊发启事，向保户征集刊头书法作品，以达到和保户实现互动的目的。
百年前的保险报刊是何种模样？以《华安杂志》第10期为例，可一窥全豹。内容可概括为保寿知识、经营动态、文艺作品三部分：
社论——《论保寿公司投资置产》。
保寿——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本公司纪事》，为公司近期发生的重要事件记载，即大事记；二是与“保寿”业务相关的动态，如《南通公司开幕盛况》、《记浦东营业进展情形》、《美国青年会之保寿约章》、《本公司新保寿人名录》、《本公司已付赔款各保寿人姓氏录》等。
小说——《结缡第十年的妻》。
文苑——《浦东短期旅行记》、《竹窗诗存》。
实业——《开封商业之一斑》、《美报论中国裁厘问题》、《留美专习制糖学生之宏愿》等六篇。
名人言行——“本公司创办人董事会主席沈公敦和略历”、“凡尔赛和会重要人物”。
进化史——《延年益寿》、《论泻症与痢疾》。
附录——《庚申新年号谜语揭晓》。
自第2卷第1期始，《华安杂志》改版，对以上内容做了调整，重新设置了以下栏目：论著、本公司近事纪闻、国内外保寿要闻、保寿杂谈、小说、卫生丛谈、杂著等。杂志改版后突出了“保寿”这一中心内容。
作为近代中国保险公司创办的第一份企业刊物，与同时代的其他类型企业报刊相比，该刊特色鲜明：
一是大量刊用图片，主角都是“人”。因为印刷条件和出于成本考虑，当时社会报刊的图片很少，《华安杂志》“一图值千金”，让人眼前一亮，给人以真实的感受。其中图片人物有三类：最多的是各界保寿者，每期都做图文简介。保寿者因此撰文——“鄙人故非有何名望之人”，却能“将照相印诸本期杂志弁首”，深感荣耀。其次是公司股东和董事的个人照或工作照。三是营销员，定期刊载他们“营业得奖纪念”照片。华安做的是人寿保险，将“人”作为主角，“有图有真相”，对巩固和保户的关系，进一步招揽保户，效果明显。
二是擅用“名人”效应，推销保险。《华安杂志》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官商背景，来树立企业信誉。每期的开篇，均为股东和名流保寿人的介绍，甚为隆重。如曾以长折页的方式刊载以“中国红十字运动第一人”而著称于世的该公司创办人、董事会主席沈敦和的长篇介绍，并附其任职晚清、民国政府各时期的典型照片；再如保寿人——时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颜惠庆博士的戎装照、略历和《颜惠庆博士之人寿保险观》文章。华安将“领袖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三是以案说法，体现诚信经营。《华安杂志》除了刊载按章赔付的保寿案例外，还将期满还款的报道作为重要内容。经常逐项刊列领款后保寿人的感铭来函。对一些重要客户，该刊还做长篇通讯报道，例如《记高白叔先生保寿单满期事》一文，详细记述了高老先生的高尚品德和乐善好施、惠及乡里的事迹。宣扬这些案例，对传播保寿知识、树立华安的社会形象，显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华安杂志》十分受到读者欢迎，纷纷来函表达喜爱之情。保户感谢华安定期寄赠杂志，表示愿意协助推广：“惟有抱‘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之旨，以遍告同志，提倡无遗，以作为报答。”
华安将这些洋洋洒洒的来函汇集成《本公司各地保寿人及外界接阅华安杂志后来函》专栏，不定期刊行，既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又促进了销售。这是华安擅于利用企业刊物拓展经营的又一例证。
根据现存资料，《华安杂志》约在1924年底停刊。这本杂志，伴随华安度过了艰难起步到迅速成长的时期，对华安立足于激烈竞争的市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润物细无声的新《华安》

1933年6月1日，新的《华安》月刊问世。此时的华安，今非昔比，已成为在外埠广设分公司，并在东南亚设有分支机构的国内最大人寿保险公司。新建的上海最高标志性建筑华安大厦是其实力的象征。
这一时期的《华安》16开版幅，杂志形式，每期20页左右，第2卷起增加到30多页。与《华安杂志》是在公司员工和保户中免费发行不同，该刊在当局登记注册，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对保户还是免费分赠。封面彩印，设计精美，第2卷后采用华安大厦的图片。创刊号封面为两只素描“鸭”，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寓意，昭告《华安》出世。
《华安》所发文章俨然一份社会时事类刊物，看不出与保险相关。然而，创刊号尾页的编后则“泄露天机”。现择录如下：
“人寿保险事业到了今日，已经大家公认是一种（对）个人有利的事业。公司是尽社会的责任，尤其在寿险事业比较落后的中国，我们认为大家都负有一种提倡的使命。本刊的发行就在想借此小小的园地，作为我们共同努力的起点。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国人所创办，历史比较悠久，组织比较完备的人寿保险公司，他们觉得散处国内外的数万保户，有彼此联络的必要，并且和社会上热心于寿险事业的人士，有做共同讨论的热忱，以后将借本刊作为彼此互通消息和发表意见的机关。”
以上文字，明确说明了创办《华安》的目的和宗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华安宣传策略发生了巧妙的变化——早期《华安杂志》那种直截了当的宣传推广已不合时宜；以社会杂志面貌公诸于世，华安身份掩藏于后，“润物细无声”，则宣传效果可能事半功倍。
《华安》曾发行一期《儿童号专刊》（1933年7月）。全刊10篇文章，都是谈关于儿童哺养、教育、品德、锻炼等方面的问题，你会感觉这是一份儿童刊物。待看到封底——一整页是一幅广告：“投保教育年金保寿，乃全国儿童之福音”——才恍然大悟，真是画龙点睛。
为吸引读者，《华安》强调“稿件务求短简、幽默、通俗”，“特别有趣闻之稿件特别致酬”。为保证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华安》聚集了一批上海文化名人，特邀撰述有马寅初、洪深、施蟄存、谢六逸等。每期的漫画，由巨商胡雪岩的曾孙胡同光等著名漫画家提供。
《华安》的编辑为陆锡桢、无恙、黄其刘等三人。其中主持办刊的陆锡桢是民国期间上海滩闻人，非等闲之辈。与其他文人墨客不同的是，他具有相当高的经济学素养。据查，他在任职华安前，曾在复旦大学经济学会发起创办《经济学刊》，并撰“发刊词”。
《华安》在陆锡桢的操持下风生水起，“发行量已达数万，业经奚玉书会计师备函证明有案”。上世纪30年代，上海报刊泛滥、竞争激烈，一个企业办的刊物能有如此业绩，实属不易。
民国期间，除华安外，只有上海华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上海太平安平丰盛保险公司、上海中国保险股份公司、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和台湾人寿产物保险股份公司等少数几家公司创办刊物（注：保险界还有保险联谊会办过刊物）。同银行企业相比，办刊并不普遍。因此，仅有的这些保险企业报刊，就显得弥足珍贵。它们大量记录了保险业发展历程的史料，是中国近代保险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安合群保寿有限公司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且所办刊物特色突出，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系保险历史和文化研究者，保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