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海上保险学泰斗魏文翰的几段往事
魏文翰生于1895年，比周恩来年长3岁，是我国著名的海商法、海损理算和海上保险专家。在旧中国，魏文翰是我国三个海损理算师之首，曾任海鹰轮船公司董事长，民生实业公司副经理。1943年任民安保险公司常务董事，1948年在上海创办海兴保险公司并任董事长。魏文翰早年的保险学著作主要有《海上保险法要论》（1933年）、《海上保险学》（1947年）等。
周恩来与魏文翰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魏文翰生于1895年，比周恩来年长3岁，是我国著名的海商法、海损理算和海上保险专家。在旧中国，魏文翰是我国三个海损理算师之首，曾任海鹰轮船公司董事长，民生实业公司副经理。1943年任民安保险公司常务董事，1948年在上海创办海兴保险公司并任董事长。魏文翰早年的保险学著作主要有《海上保险法要论》（1933年）、《海上保险学》（1947年）等。
周恩来与魏文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同学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了许多广为人传的佳话。
一、《校风》记载周恩来和魏文翰中学的优秀事迹
《校风》是南开中学的校刊，创刊于1914年3月。其前身是《南开星期报》，于1915年8月30日改为《校风》。周恩来是《校风》第一个编辑部的6位成员之一。
据1916年5月的《校风》记载，周恩来时任童子军总司令、天津南开学校同乡会副会长。在一次笔算比赛中，有48名同学取得最优成绩，周恩来名列其中。
魏文翰是一个体育健将，在天津学校第十三次联合运动会上，取得了田径半英里比赛季军的好成绩，在南开中学举行的运动会上他获得了田径半英里、一英里和四百四十码比赛的冠军，还在田径二百二十码比赛中获得亚军。在学校进行的宿舍考查中，住在西斋11号的魏文翰被评为优秀，校长为其颁发了图书予以奖励
二、周恩来在日记里记叙了与魏文翰的少年往事
1918年8月21日，中学毕业后的周恩来还没有得到是否能出国留学的消息，在日记里描写了与魏文翰等同学相遇的情形：“早起至性初宅取自行车，见柏荣。乘车出，造慧弟家稍停，与至母校。是日母校招考新生，旧同学至者甚多，好友至者，除慧弟外，有撼、述两弟、醒兄、柏荣、问凯、子先、乃贤诸人在校，见颂言、春源，并其他相识……未几，魏文翰君至，而述弟亦来，谈许久，遇黄春谷、张仇文二兄。六钟余，与慧、述两弟、问凯看白如，出，绕道访李宅，并至教育厅看榜，未发。至大胡同白如去，余与慧弟至家。”
三、周恩来时常惦记着老同学魏文翰
上海金城银行总行经理徐国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从海外返回祖国的工商界进步人士，他于1949年11月从香港乘坐太古轮到天津，然后再到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谈话时，周总理还问及魏文翰的情况。
徐国懋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便用电话告诉了章士钊。他很高兴，并说，即与周总理联系，约期接见。第二天，章士钊来电话说，周总理于第二天晚上七时约我在怀仁堂见面，并问我要不要派汽车来接，我说用不着。那时我住在北京金城银行王府井东城办事处楼上。我准时乘车前往，接待人员领我到一间小的会客室。几分钟后，总理偕同一位秘书到会客室来接见我了……总理又说他在南开有几位同学如施奎龄、魏文翰，也在金陵大学读过书，问我认识他们么？我说，我同他们都很熟悉。我初见总理的时候，很拘谨，有些紧张。他看到我的神情，对我说，我们既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可以随便谈谈。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想，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我们国家的总理，竟能和我谈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态度谦和，平易近人，使我由衷地敬佩。”
四、周恩来与魏文翰在武汉相聚
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因为在中国北方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前列，为国人所瞩目，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就野蛮地将南开这所私人文化教育机构炸毁，迫使该校南迁，引起国内、国际上的同情和关注。
1938年5月，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张伯苓为重庆南开中学筹款来到武汉。当时武汉云集了许多南开校友，在南开中学时比周恩来低一班的吴国桢时任武汉市市长。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负责人，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也常驻武汉。
张伯苓到武汉后，南开校友奔走相告，他们集合了108名校友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张校长。周恩来应张伯苓之邀，答应参加为南开的募款活动，偕邓颖超一同出席。会间，周恩来应张伯苓的邀请向校友讲话，他分析了抗战形势，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全民抗战的努力方向，同时深情地回忆了在南开所受校长的教诲和南开精神的熏陶。几天后，吴国桢在三教街的市长私邸宴请了周恩来及魏文翰、施奎龄等校友。
五、周恩来为“南北通航”亲自致电魏文翰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内战，同时对北方沿海和长江以北的解放区实行封锁。蒋介石命令海军总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947年专门制订了《交通经济封锁办法》，不让一粒米、一寸布运往解放区。
上海的工业和民用煤炭，几乎全部靠北方供应，北平、天津相继解放后，上海地区燃煤供应即将中断。这无异要断上海工业的“粮食”，市民生活也将受到很大影响，对于南北禁航，上海广大市民特别是上海工商界与航运界，无不怨声载道。
1949年1月，上海航运界进步人士率先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北平中共中央分别拍发了电报，提出南北通航、以货易货的要求，呼吁签订“南北通航贸易协议”。对此，国民党指使自己的报纸、电台放出谣言——“船舶开到华北口岸，共军将不准其驶回上海华南等原地”，企图阻止这一建议。然而上海航运界不信谣言，早在1948年就曾将火油、棉花等物资运往解放区，了解到共产党深明大义，一心为民。于是，上海航运界不顾国民党行政院和军方的阻挠，多次据理力争，并派魏文翰、周启新、姜克尼、俞慧芳等4人为航运业代表，于1949年2月12日乘坐“大上海”号海轮赶赴华北，与中国共产党商谈通航大计。随后，“唐山”号货轮启航北上。
“大上海”号驶出的第三天，上海航运界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联名发来的回电:“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镛先生，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先生大鉴：二月五日来电敬悉，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重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沿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端造谣，先生等不应置信。”这些内容通过电波，又传到了航行海上的“大上海”，魏文翰等4位代表更是满心欢喜，信心倍增，急切盼望与中共代表早日谈判。
“大上海”在2月中旬抵达华北，魏文翰等4位代表受到了天津市市长黄敬的热情接待。第二天他们就乘车赶赴北平。华北军政委员会、北平市领导热情接见了他们，并指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上海航运界的代表是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客人，肩负华北与上海直接通航的重大使命，马上与他们进行会谈。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解放区以10万吨开滦优质煤炭交换国统区30万袋面粉，以后再扩展到其他物资。对通航有关的具体事项，都作了妥善安排和规定，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南北通航的诚意。上海航运界4位代表深感满意，返回上海后，魏文翰等立即向国民党行政院递交了书面报告和协议全文及附件。国民党迫于航运与工商各界以及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同时看到严重的煤荒已危及工厂开工，影响水电供应，于他们的统治不利，也就不得不同意试办。
于是，从1949年2月12日“大上海”首航华北起，至4月20日，先后共有10艘海轮投入南北通航，共运到上海10万余吨开滦优质煤炭，北运的面粉有30多万袋，从而缓解了上海用煤的紧张局面,华北军民吃到了上海加工的面粉，也改善了生活。
六、在“第三线隐蔽机构”奋战的魏文翰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架构，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是抗战期间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沉潜最深的第三线地下机构。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经理卢绪章由刘晓单线联系，不和中共地方党的机构发生横向联系，还嘱咐卢绪章与爱国民主人士“保持距离”，不要来往。广大华行除掩护党的负责人和提供情报外，主要任务是做好生意，为党提供经费。1942年4月，党组织要求广大华行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加速资金积累，壮大经济力量，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
当时的重庆已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高速发展。由于政府对新设银行钱庄有严格限制，而创办保险公司及开展业务相对比较便捷，当时的银行和大企业纷纷创办保险公司，短时期里重庆的保险机构增加到50余家。因此，卢绪章提出创办一家保险公司的设想，他认为保险公司既可以扩大同各行各业的往来，又能广泛接触上层人士。卢绪章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广大华行党内同志的赞赏，在一次去红岩村汇报工作的时候，又得到了党的中南局和周恩来的肯定。
于是，卢绪章以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立即开始寻找理想的合作对象。首先请出知名的爱国人士时任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太平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的杨经才先生出面筹建保险公司，经他介绍，卢绪章与时任民生实业公司协理的魏文翰相识，并动员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作孚参与合作。请卢作孚出面发起创办保险公司，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既可以吸引更多金融实业界人士投资，还可以依仗其官方的背景，疏通各方面关系，給党的秘密机构广大华行涂上一层极有掩护力的浓重色彩。加之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频繁轰炸，直接威胁到民生实业公司的财产安全，他们也想找一家保险公司解决船运保险问题。因此筹备十分顺利，双方商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由卢绪章代表广大华行一方，卢作孚代表民生实业公司一方，共同投资法币1000万元，于1943年6月在重庆成立民安保险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吴晋航、魏文翰、杨成质和杨延修任常务董事，聘请杨经才为总经理，卢绪章为副总经理。民安保险公司开业后，民生实业公司将其在长江航运的50余艘轮船的航运保险业务统一由民安保险公司承保，中国糖业公会等也将其水险、火险和运输险业务交由民安保险公司承保，一时业务发展迅速，不久即成为西南大后方保险界的一支新秀。
民安保险公司的成立，是广大华行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标志着党的秘密机构跻身于大后方的金融界的行列。魏文翰在促成广大华行与民生公司的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周恩来特批魏文翰出国探亲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上海本地居民因私出国时申请护照的手续比较复杂，公安部门要对申请人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本人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查，通过了才下发护照。
1972年10月，时任上海海运学院教师、上海市政协委员的魏文翰，因为儿子魏友杰在从美国赴日本讲学途中在香港停留，想在香港与家人会面。魏文翰遂向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携妻儿出境探亲、小儿子魏友忠探亲后赴美国读书的申请。但是，魏文翰的这个申请，遇到了重重困难，没有被批准，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
1972年10月27日，周总理在公安部李震、于桑副部长的请示上批示：“照所拟办理。请告魏先生夫妇及其子魏友忠，可以来去自由，不加限制。如愿回来参观，仍可携其他子女同回，参观后再去。如愿久驻海外，悉听其便。”随后，公安部遵照周总理的批示，与上海市革委会协调后，魏文翰的申请才得到批准。有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魏文翰终于圆了一家人久别团聚的梦想。
（作者系高级经济师，中国保险学会保险史志办公室特约专家）
周恩来与魏文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同学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了许多广为人传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