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谁的错？
一、战争
对于当代中国青少年而言，战争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更别说思想。战争只不过是一个充满刺激与诱惑的词汇，在我们编造电影的所谓艺术时，提供可以过度挖掘的题材，娱悦大众的视听神经；在我们沉迷虚拟游戏时，让大伙体验一翻千军万马一统天下的豪情，或者过过嗜血狂徒的杀人干瘾。对我们而言，战争是个遥远的传说。
在十二岁以前，伊斯梅尔所知道的战争，也只不过是来自异国他乡的传闻。当战火烧到家乡时，他终于明白，枪炮不再是《第一滴血》中的道具。AK-47、G3、火箭炮这些游戏中备受宠爱的武器干掉一个人，冷酷又轻而易举，杀人就像割草。惨不忍睹的画面不该是天真少年眼前的景象，但事实是孩子们无可躲避，战争与死亡已经强行闯入他们无邪的心，阴魂不散。
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恐惧和死亡。战争让人深恶痛绝。伊斯梅尔没有任何忌讳，有多惨就写多惨，有多恐怖就写多恐怖，有多绝望就写多绝望。他没有必要去含蓄，更没有义务去为谁粉饰。真相有多丑就让它有多丑。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揭露封建礼教，直接得让人毛骨悚然：“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先生的笔是让很多人害怕的。不过，狂人毕竟是他虚构出来的，心理特征缺乏逻辑，显得荒诞，让人看了心里不免哆嗦：这也太夸张了吧？伊斯梅尔写的是真实的尸横遍野：“门阶前躺着两具男尸，生殖器和四肢被刀砍下来，堆在一起，旁边扔着一把砍刀”。有人觉得这很恶心，但既然是恶心的东西，又何必把它写得美好？看看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把那沟“绝望的死水”写得多么绝望。
战争到来，周围所有人的生活都被颠倒了。“天天生活在恐惧中，我感到很压抑。似乎整天都在等待死神到来，于是我决定离开，找个至少还算平安的地方。”除了已经死了的、正在杀人的，所有人都在逃亡。但逃亡只是逃离死亡，而不是远离死亡。伊斯梅尔和伙伴们一路上不断受到死亡威胁，生命就像尘埃，一吹就没了。伊斯梅尔的难友赛义杜说，每次有人要来杀我们，我都闭上眼睛等死。虽然我还活着，但觉得每次接受死亡，我就会死去一部分。不久我就会彻底死亡，只剩下我的躯体空壳与你们同行。随后他真的死了。赛义杜是背负了太多的苦难和恐惧，以致不堪重负，终于失去对生的渴望。当然，更多的人是选择继续走下去，在逃亡这条“漫漫长路”上。
然后，为了生存，这些无辜的少年还没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拉入战争，开始了童兵生涯。他们被诱惑染上毒瘾，忘记了饥饿；他们扛起武器，保护自己，但更多的是杀人。为了毒品、食物、弹药，童兵们跟着武装组织烧杀抢掠，杀人就如同喝白开水。被洗脑的童兵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杀人。至于战争是怎么来的？是什么人发动了这场争以及人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没人给童兵们合理的解释。
二、童年
没有人怀疑，童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罗大佑的《童年》如此熟悉：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有人说，现代化的城市把童年抛弃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们喜欢搜寻儿时的记忆，比如儿时的游戏、玩具、零食、歌曲、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等。想起童年的美好，人人都无可救药地怀旧起来。
在战争发生以前，伊斯梅尔的童年也非常让人向往。“炊烟从茅屋顶上袅袅升起，人们从咖啡园陆续回家，有的提着灯，有的举着火把。”伊斯梅尔和小伙伴们游泳、玩耍、追逐打闹，一伙人迷上说唱乐，跳起嘻哈舞。说唱乐在他们的童年里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处于调皮捣蛋阶段的小孩走到哪都随身带着说唱专辑的磁带，说唱乐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俨然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在逃亡路上，那些说唱乐磁带就像逢凶化吉的救命稻草，让他们屡屡死里逃生。但在他们被强征入伍成为童兵的那一刻，伴随漫漫逃亡长路的磁带最终被付诸一炬。伊斯梅尔朝火堆冲去，但磁带已经开始融化。随着他所拥有的最后一丝美好的毁灭，他的童年开始与战争、毒品、杀戮、死亡等一系列丑恶的东西捆绑在一起。
这不是正常的童年，这是一出悲剧，把最美好的东西毁掉。伊斯梅尔们应当继续调皮捣蛋，继续快乐无比地唱说唱乐、跳嘻哈舞，继续幸福纯真地听外婆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在童年时代，他们被当做大人使用，成为战争的工具。童兵们被掠夺的不只是身体，还有无邪的心灵和纯真的思想。高尔基的《童年》说，不要管大人的事！大人都学坏了……你应当照着孩子的想法生活。
或者，童兵们已经没有童年。
三、对错
1991年3月，一批自称革命联合阵线（RUF）的叛军挑起所谓的革命战争，目的是把塞拉利昂人民从腐败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枪杀无辜百姓，小孩子，甚至是小女孩的解放运动，这算哪门子的解放？”革命联合阵线的报信者身上被烧红的刺刀刺上“RUF”三个字母，手指全部被剁掉，只剩两只拇指，叛军称之为“唯一的爱”。明明是残忍的杀戮，却冠之以爱的名义。
但作为战争的另一方，政府军是不是就代表了正义？未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塞拉利昂政府的腐败政治上台，执政党滥用权力日益严重，以致地方动乱、军事政变不断发生。虽然中尉不断向童兵们灌输“我们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我们是为国家的富强而消灭他们（叛匪）”，仿佛政府军的杀戮是正义的，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们对童兵们洗脑的堂皇说辞。杀戮终归是杀戮。作为被“革命”的对象，政府需要军队武力镇压“革命者”。在这场战争中，政府军不过是在和叛军争夺权力以及各种资源。而且，政府军和叛军一样，用毒品控制儿童，让他们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机器，甚至表演杀人比赛。
这场战争与主权独立无关，与民族解放无关，与人民的幸福无关，与正义无关。在这样一个让儿童充当战争牺牲品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对和错之分。
或许这一切是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塞拉利昂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人类发展指数曾连续4年排名居世界末位。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发战乱，导致社会动荡。在一个教育和医疗严重欠缺的地区，儿童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童兵也就屡屡出现了。看起来这是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事实上，即使在不落后、不动荡的地区，同样存在童兵现象，甚至比塞拉利昂更严重。有人追溯历史，发现童兵现象古已有之，或成为长久的传统，其中最家喻户晓的莫过于中世纪的“儿童十字军”。1212年，在教皇和封建主的哄骗、煽动下，3万多名儿童参军。他们大多年龄不超过12岁，被送上木船渡海“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结果童兵们有的遇上风暴被大海淹死，有的被卖为奴隶，有的活活饿死。“儿童十军”的闹剧与落后和动荡无关，完全是封建教会的贪婪无耻所致。
伊斯梅尔记得有位长者说过一句谚语：“做人要像月亮一样”，意思是做人要光明磊落，为人和气。这实在让人困惑，因为在这个尊崇这样一句谚语的国度，太多的人为了生存盲目杀戮，互相伤害。人们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却要无辜的儿童去承受。而解救这些儿童的，却是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类的国际组织，我们看到这些人无论是对政府军一方的童兵，还是对叛军一方的童兵，都关怀备至，非常温和。在塞拉利昂教养学校“贝宁之家”，每个工作人员都会跟接受改造的童兵说：“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但童兵们显然还未从杀人机器这一沉重的角色转变过来，他们对这句充满真诚的话感到非常愤怒，因为这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能力和身份没有受到尊重。要知道，童兵的原则是，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他们需要的是暴力。大多数童兵都如伊斯梅尔一样，思想已经在第一次杀人时崩溃。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帮助下，童兵们逐渐打破战争筑起的思想屏障，重新拾起回忆童年、思考生活的勇气。他们似乎又可以回归社会，回到以往美好的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幸福于他们而言更像是易碎品。“改造”完之后，他们有的因为无人接纳而重返战场，有的不停地变换收养家庭。当战火烧至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后，已然重生的少年又将踏上杀人如麻的童兵生涯，幸福再次成为炮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确实拯救了许多儿童，而且一度让他们摆脱了战争的噩梦。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自己都无法接纳和拯救自己，它只会让人感到绝望。伊斯梅尔说：“我想把这种困境怪罪到哪个人身上，但却无人可以怪罪。”这不是孩童们的错。那么，这到底是谁的错？
编辑部
《长路漫漫》有别于任何一本写童年的书，它的文字透着惊醒世界的残忍，在美好的记忆与恐惧的现实间抖落战争与人性的罪恶。它比一切媒体对童兵、对战争的深度报道更有深度，伊斯梅尔用亲身经历把战争写得直接，把童兵的内心写得透彻。千言万语的旁述抵不过当事人的一句内心独白，没有什么感受能比切身体会更深刻。它告诉人们，幸福不易，要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