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把房子震塌了，但房贷还在……
夏心愉/上海
汶川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这么大一笔钱，怎么出？靠政府财政拨款、靠各省市对口援建、靠号召民众慈善募捐……遇到灾年，这样的流程是司空见惯的。
这时候，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样东西：保险。因为在我国，巨灾保险的数额和占比，都小得可怜。
壹
在国际上，从总额来看，在巨灾损失里，来自保险的赔款一般可以覆盖掉20%~40%。 例如全球保险行业排名第一名的噩梦年份（算总账亏得最厉害）是2011年，那年的主要灾难是日本海啸和地震。当年其它自然灾害暂不统计，仅仅看地震，总损失为2520亿美元，其中保险赔款就有572亿美元，占总损失的22%。
全球保险行业排名第三的噩梦年份是去年，主要灾难是美国的三大飓风和野火，以及南亚洪水。去年所有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总额约3060亿美元，根据慕尼黑再保险的一份数据显示，全球保险业付出的赔偿超过13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了40%。
可是在汶川大地震后，在8451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里，整个中国保险业最后的理赔金额，只有20亿元出头。也因此，汶川大地震的2008年，排不上全球保险业的噩梦年份。（全球保险业第二大噩梦年份是2005年，主因同样是因为美国的若干次飓风。）
对比汶川地震后20亿人民币的整体赔付，去年10月份美国加州野火后，当地葡萄酒产区因为野火导致的住宅和商业索赔就高达94亿美元（合近600亿人民币）。
对比汶川地震后20亿的保险理赔，为汶川地震慈善捐款的总额超过了650亿元，亦即来自全国（全球）的捐款是保险赔偿的30多倍。
汶川地震后其实还出现了一批灾区房贷者贷款断供现象（汶川地震涉及四川18个市或州，及甘肃、陕西、重庆部分地区，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直接受灾人口1000多万人）。当时，银行体系就这一情况曾一度允许受灾群众暂缓偿还房贷。但是，缺少保险机制作用其中，银行业能做的也仅仅是暂缓，肯定没法免除债务。房子在震后受损了，房贷却一点没损；其它家庭财产少了，还贷问题就变得更加压力山大。根据我国保险业通行的《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条款》，由于“地震或地震次生原因”所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如果仅仅站在政府或受灾群众的角度看，有巨灾保险就能缓上一大口气。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如果灾后有来自保险的及财政表外资金的应援，那么大灾之年的财政压力就可被对冲、分散。当然像汶川这样的地震损失确实太大，用30%、40%这样的保险理赔比例去假设也不科学，但有前保监会人士就曾在某年两会上假设过15%的比例，那也有1270亿元左右来自保险业的支付赔款。关键时候的1200多亿，是可以大大减轻政府和财政负担的。
保险，本应成为最大的商业慈善。
贰
但在理论上很好说的事，真要推行起来，最基本的：价格怎么定？就是个问题。
如果按一般商业险来定价，那肯定太贵，老百姓谁愿意掏那么多钱就保个平时想都想不到的自然灾害？更何况，这事儿说到底最大目的是用以分散及缓冲政府财政上的压力问题，因此巨灾险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不能按照商业险来定价。
那要是定价低了呢？地震发生以后保险公司+再保险，加在一起也赔不起呀。所以，既要“保得起”还要“赔得起”，从各国实践看，都要用到“分层技术”，也就是面临风险损失时，把损失划分为若干“层”，不同的层，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到最后实现“风险共担、分级负担”。
以日本2011年的海啸事件为例，彼时日本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运作，各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住宅地震保险后，再由地震再保险公司承保，而地震再保险公司以超额损失再保方式转分保给政府：原则上，如发生大地震，理赔金额在750亿日元以下，全由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如在750亿日元至8100亿日元之间，则由各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各负担一半；如在8100亿日元至41000亿日元之间，则由政府负责95％，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5％。
拿我国2016年原保监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布的《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来看，承担主体分层的思路是分为——投保人、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地震巨灾保险专项准备金、财政支持这样的分散机制。 而“财政支持”，自应还是一切大灾最后的托底。
在基金归集方面，目前也依旧是一大难题。因为保险基金得有钱、得达到一定规模，否则要真再碰到巨灾，没规模就还是没覆盖面。在资金归集的背后，有的国家会出现“强制保险”、条款里“隐性安排”，例如申请房贷时，里头就已经塞进去了巨灾险。从国际趋势看，被“强制”方已经更多是“供给方”了，即更多采取强制供给，而非强制购买。
叁
一年12元最低赔付2万元的住宅地震险，这款保险你知道吗？（农村住宅最低保险金额2万元、城镇住宅最低5万元、砖木结构上限10万元、钢结构及钢混上限100万元）。
汶川地震10年了，巨灾保险被关注了10年。但走到今天，顶层设计在循序渐进，市场效应和参与度，恐怕还很不够。
汶川地震后的那几年，原本空白的巨灾险就不停被提上议事台面和议事日程。2014年有所落地，一开始进行的是各地的试点探索，先后有深圳、宁波、大理等多个城市进行巨灾保险试点。以《深圳市巨灾保险方案》为例，巨灾救助保险干脆就由深圳市政府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用于巨灾发生时对所有在深人员的人身伤亡救助和核应急救助（核应急是针对大亚湾核电站）。
广大民众似乎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试点，也并不知情万一发生灾害事件，哪些损失属于被保险范围以及能赔多少。2015年4月，45家中资财险在政府引导下，成立了“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并针对地震灾害推出了专项产品。也就是说，这45家险企联合组成了一个承保主体，根据各自的比例针对地震灾害进行相应赔付，以起到险企风险分散的效果。
据此间的媒体报道，共同体成立后推出过一种一年12元保地震后住宅（包括室内附属设施）受损的保险产品（如上文所及），但似乎最后的效果，还是消费者知晓度不够、认知度不够，各家险企的积极性也不高，大家都有着较重的政府依赖心态。因此这一产品，虽然存在，却有些鸡肋。
到了2016年5月，上文所及的原保监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布的《实施方案》落地，标志着结束了此前各地的试点探索。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以顶层设计为依托，以“地震”和“住宅”为突破口，以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为平台，在全国层面系统性地推动制度实施的开端了。可是一晃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十年了，《实施方案》颁布至今也有两年。在这两年中，《地震巨灾保险条例》被多次“呼之欲出”、被多次猜测“2017年出台”，但时至今日，仍旧千呼万唤还未出。
当然在另一头，从立法层面，我国属于地震多发国家，但也还无专门针对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的单行法律进行配套。从国际趋势看，我们曾习惯了灾后损失承担“以政府为主体、以财政为支撑”的“举国体制”。但面向未来，总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举市场之力，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同分散的巨灾风险管理的“新举国体制”。
汶川事后十年。在这条路上，仍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新浪财经专栏作家、财经观察员，上海市金融青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