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业的“红色基因”
赵守兵/北京
上海曾是旧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在民族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上海不仅诞生了全国保险业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为保险业注入了“红色基因”，许多共产党人成为保险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保险是典型的舶来品，上海曾是旧中国保险业的中心，在民族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上海不仅诞生了全国保险业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为保险业注入了“红色基因”，许多共产党人也成为了保险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在艰难的环境中，一大批共产党人利用保险这一特殊职业做掩护，通过筹建“保联”群众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兴办共产党人自己的保险公司，发起、推动建立大上海分保集团，团结民族保险业界同行，促进了民族保险业的崛起。
创建保险业第一个党支部
程恩树，1913年出生于上海浦东，17岁在宁绍水火保险公司当练习生，业务熟悉后转为办事员，出外拉保险客户，收入低微，晚间无家可归，就睡在公司写字间的办公桌上。受蓬勃兴起的革命形势鼓舞，程恩树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进步事业。1930年10月，他加入了上海市总商会社会童子军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随童子军团参加救护队。1935年，程恩树与卢绪章结伴进入量才业余补习学校学习，该校当时的校长是进步爱国人士李公仆，校董会主席是报业巨头史量才，在校学习期间，程恩树的革命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刚刚成立，程恩树就积极加入其中，不久又参与组织“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在斗争中逐步靠近党组织。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11月初，经杨浩庐介绍，程恩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保险业内最早的共产党员。因整个保险行业尚无中共党员及机构，其被编入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党支部，主要任务是利用职业身份掩护进行革命宣传，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11月，租界成为沦陷区包围的“孤岛”，公开抗日活动已难以进行。年底，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咏骐发起保险界定期聚餐会，邀请保险业中上层人士聚餐，提议筹备成立保险业群众组织，团结业内群众继续从事救亡活动。程恩树作为宁绍保险公司职员，是积极的追随者和具体实施者。
1938年春，根据上级党组织“转变活动方式，广泛发动群众以合法的社会团体开展统战工作”的精神，程恩树与谢寿天、林震峰，以及郭雨东、董国清等志同道合的朋友，齐聚胡咏骐家中，酝酿参照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形式，策划创建保险业群众团体事宜，经多次讨论修改形成了章程草案。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保险行业与各行各业的联系比较广泛，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可利用保险职业，掩护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因此，1938年５月，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张承宗通知程恩树和林震峰两位党员秘密碰头，传达上级党组织决定，抽调他俩创建保险业党支部，由程恩树任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林震峰任宣传委员。
中共保险业党支部诞生后，迅速成为党在业内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使党在实际活动中逐渐发挥领导作用。
胡咏骐是保险业中第一位中共特别党员，特别党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而是中共中央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的需要而吸收的党员。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外保密，不编入、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由高级的负责同志直线联系并进行教育。
胡咏骐早年就读于宁波斐迪中学、上海沪江大学。1926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和商业管理学，并到纽约联邦人寿保险公司实习。1929年回国，出任宁绍商轮公司保险部经理，后任宁绍水火保险公司经理。1931年，胡咏骐发起创办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总经理。
1935年起，胡咏骐连续当选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他主持制定中英文保单标准条款格式，审定保险单上长期沿用的英文条款译文，结束了我国早期民族资本保险公司保险单上没有中文条款的历史。他还与外商进行谈判，成立了囊括华商和外商的上海市火险联合委员会，协调统一了火险费率和条款，限制了外商保险公司对华商保险公司的不正当竞争。
1937年，刘晓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即由胡咏骐安排在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经理员职务。刘晓因工作需要自沪赴渝时，又是他设法给以宁绍商轮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
中共江苏省委对胡咏骐的思想转变和实际表现早有了解，但因其社会地位，必须经省委上报党中央，因此到1939年初，才由中共中央特别批准胡咏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先后担任保险业党支部书记的是程恩树、施哲明、林震峰、沈润璋、廖国英、吴越等人。他们依托“保联”团体身份，扎根群众，积蓄力量。结合保险业的特点，他们在职工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紧紧依靠“保联”活动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广泛联络社会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逐步打开了党建工作局面。
党支部贯彻“积极慎重”的方针，秘密实施党员发展工作。从抗日救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积极分子中物色建党对象，确定党员分工联系，进行个别考察教育，推荐进步书刊，分析革命形势，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按照党员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推动“保联”创建，开拓保险业群众运动新局面
在胡咏骐的影响和推动下，近20家较大保险公司的中上层职员作为共同发起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调剂业余生活，促进保险业之发展”为口号，倡议筹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由于保险行业的经营特点，要求职员有广泛的人际交往，同业之间也需要保持密切联系，而多数保险公司规模小，职员人数少，又较分散，各公司单独组织职工开展社交活动有一定困难，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行业性的群众组织。“保联”的筹建满足了这样的内在需求，符合保险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因而纷纷响应。
经过数月紧锣密鼓的筹备，1938年７月1日，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成立大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华商和洋商保险公司的职员400余人。“保联”会所设于爱多亚路，原《泰晤土报》大厦四楼。理事会下设秘书处、会员部、总务部、娱乐部、体育部、学术部、妇女部、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及福利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程恩树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担任会务部副主任、体育部干事长等职，并实际承担秘书处、学术部干事工作。各部、会根据工作需要，分设若干组，广泛吸收各公司会员参加各项会务活动。
根据“保联”宗旨和广大会员群众要求，这一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征求会员，壮大队伍。“保联”成立了征求委员会，按照保险公司性质、大小，分别组织征求队，推选大公司的中上层人士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各征求队队长，由他们做自上而下的号召动员，然后面向各保险公司中下层职员聘请100个征求干事，在群众中广泛动员和联系。“保联”还经常举办联络干事会议与联欢会，分批邀请各公司全体会员到“保联”会所参加联欢，既增进了会员间的联系，密切了同业关系，也扩大了“保联”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强了组织归属感。在会务部的努力下，“保联”会员从最初的300余人，迅速增加到1939年3月的1116人。最多时多达1400多名会员，占全体职工人数的80%左右。
——宣传抗日，支援抗战。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上海各界救国会根据形势开展救济难民、义卖捐献等活动。“保联”也积极投身这类活动，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援抗日，如利用各个纪念节日义卖纸花、小国旗；动员保险业同事献金，捐款名单在《救亡日报》公布；劝募寒衣、发动妇女缝制棉衣，义卖所得和劝募的寒衣，都通过适当途径捐献给难民和新四军。
——举办学术讲座和文化学习班，成立图书室，满足会员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素养的需求。图书室设在“保联”会所里，图书是向广大会员征集的。程恩树协助同仁先后举办了经济学讲座、时事讲座、青年知识讲座、新文艺讲座，组织保险实务、人寿保险以及水火险等专业讲座。参加人员情绪高涨，社会反响良好。
——提倡正当娱乐，开展体育活动，寓教育于文体活动之中。“保联”体育部经常开展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奕棋等活动，夏季还举办游泳训练班和比赛，程恩树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开展这些体育活动，锻炼了身体，振作了精神，冲淡了大片国土沦陷时保险职员中的消沉情绪和消极思想。
——组织会员骨干，排演进步话剧，扩大“保联”社会影响。售票所得除开支外，全数捐献给新四军。
“保联”的上述活动，满足了保险职工追求新知识，丰富业余生活的需要，开辟了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的新园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职工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业界团结互助的作风，激发起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保联”在中国保险业职工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保联”干部们深受会员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中共地下党的保险业支部也成功利用“保联”，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分配的宣传抗日主张、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并把“保联”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按照党员条件秘密吸收入党。
“保险界十三太保”参与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
1939年7月，由于“孤岛”安全形势日趋恶化，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为了消除他们怕遭敌机轰炸的顾虑，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1000万元，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迅速开办“战时陆地兵险”，中央信托局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潜赴上海，秘密选聘具有保险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保险优秀人才。选聘工作得到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和“保联”的积极协助，通过《保联》刊发招聘消息，半月内报名者即达百人，经过面试，择优录用。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允准，程恩树、林震峰借此机会离开上海转移到大后方，程、林二人在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主席胡咏骐的大力举荐下如愿入选。
1939年10月，程恩树、林震峰、张仲良、包玉刚、唐雄俊、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徐曾涓、赵镇圭、胡肇忠、沈尔元、童肇麟等13名上海保险界的精英组成团队，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经认真研究，精心制定条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即分派至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宝鸡等城市，负责培训当地业务人员。1939年12月7日，陆地兵险业务首先在重庆开办，随之在大后方全面展开。“兵险”业务办法简易、费率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迁工厂和负责运输的部门在日军轰炸中所受的损失，对发展后方生产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作用，后来他们被誉为保险业的“十三太保”（其中包玉刚后来成为“世界船王”，张仲良、林震峰、沈雍康、徐曾涓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初创时期的领导骨干）。
成立大安产物保险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原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商保险公司被迫停业，在沪的日商保险公司因实力薄弱，一时难以取代英美各公司的地位。这是一个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大好时机。当时谢寿天向上海地下党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书记陆志仁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建议，经过地下党领导同意，由谢寿天出面，邀请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盾、龚渭清、全家瑜等为发起人，定名为大安产物保险公司。
1941年11月28日，公司举行创立会，1942年5月正式开业，经理郭雨东，副经理董国清、李晴斋，总稽核谢寿天。
大安产物保险公司是一个不满30人的企业，高中级职员多属中共各系统的地下党员，如谢寿天、陈巳生、蒋学杰、赵帛、孙文敏、蔡同华、吴福荣、施月珍等。他们在大安保险公司的职业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谢寿天、陈巳生经常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座谈会、聚餐会，开展统战工作，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
大安保险公司在大力发展业务的同时，遵照上海地下党的意图，为掩护地下党员从事革命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支持上海保险界群众团体——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各项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三条秘密战线上建奇功
在近代中国保险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创办的保险公司还有卢绪章创办的民安产物保险公司，这是在广大华行领导下，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一家保险公司。
1933年3月, 卢绪章、杨延修等人创办了广大华行。广大华行的5位创办人中有3位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地下党的一家企业。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卢绪章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卢绪章奉党中央的命令，赴重庆开拓商机。在重庆，卢绪章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叮嘱他：“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啊，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
1943年初，重庆的保险机构已多达50余家。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增强广大华行的经济能力和企业声誉，进一步提高广大华行的实力和社会地位，为党的秘密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卢绪章提议创办一家保险公司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了杨延修、张平同志的赞同，以及周恩来的肯定。
于是，卢绪章以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在太平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副经理杨经才、海商法专家魏文翰的帮助下，邀请四川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共同作为发起人，筹创民安产物保险公司。
1943年6月，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成立董事会，11月，民安产物保险公司正式开业。卢作孚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卢绪章任副总经理，杨延修、舒自清和张平分别任常务董事和董监。
民安产物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党所领导的企业社会层次提高，经营领域扩大，已跻身大后方金融实业界的行列。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根据形势的变化，经党中央同意，广大华行总行和民安产物保险公司东迁上海、扩大经营。
1947年，为吸引更多的保险经纪人协同承保，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又设立了联安保险公司，卢绪章任董事长，朱介成任总经理，谢步生任总稽核，与民安同址办公营业。在这一时期，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先后向大安保险公司等数十家企业进行了参股投资，使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1948年, 卢绪章到香港主持广大华行工作。同年底北上大连，回到解放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推动建立大上海分保集团
上海沦陷时期，英、美、法等国的保险公司已被迫关闭，华商保险公司的分保关系中断，因此，唯一解决分保问题的就是华商联合起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经保险业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完全由华资保险公司组织的分保集团相继成立了六个。
大安保险公司决定发起、推动建立大上海分保集团，以便依靠华商自己的力量，团结互助，妥善解决集团各公司的溢额分保问题。1942年2月，大上海分保集团正式成立，参加公司有大上海、大安等19家保险公司，实力仅次于太平分保集团。该分保集团都以所属公司的资本金额以公积金额与营业情况等核定，按比例分配，共同负责盈亏。每年将纯利润提成充作赔款准备金，借以增强集团组织力量和维护保户的保障，此举有效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这也是民族保险业团结互助、反日控制和业务经营上的重要建树，有力推动了华商保险业的自主经营。
中共上海地下党在特殊时期和特殊环境下利用保险这一特殊行业，积极开展活动，先后组织成立了“保联”，创办《保联月刊》和《保险月刊》，成立大安产物保险公司，并发起、推动建立大上海分保集团等。上海地下党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等方针，上下结合，有效地利用保险活动同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斗争，并长期保存了党的组织，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保险活动，也加强了保险业之间的团结，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企图，促进了华资保险业的发展。
1949年9月25日至10月6日，为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参与筹建的总部人员、人民银行总行各处代表，还有华东、华中、东北、西北、西南、京、津等保险分公司人员。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顺利成立，总部人员主要来自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干部以及上海等地的地下党保险专家。他们共同担负起了中国人民保险事业，并在保险事业中延续了光辉的红色基因。
（作者系高级经济师，中国保险学会保险史志办公室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