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大麻烦：帝国负债崩亡史
文 白斯木/深圳
随着并购生意的持续深入，秦国军队产业开始不满足吞噬一域一地所得的营收与利润。嗜血欲望呈指数式增长，需求从一城变为一域，再由一域升格为一国。而秦王政，正得心应手地驱动着这头效率怪兽，他的目标已经从灭国变成一统天下。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读史阅世常会顿生疑窦，以秦国七代君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秦始皇雄才大略、运筹枢机，何以千秋帝国的大梦刚开了个头，就二世而斩，只存活了十四年。很多问题超出常识，拼死命去挖一座动用七十万民力、连修三十余年都无法完工的陵墓，修坟修到把国家折进去，秦始皇属于头一份。这种举措绝对不正常，不是一个理性人的行为。
当然也能说秦始皇气魄大，但气魄再大，他关起门来也要跟赵高、李斯算经济账。秦陵的问题其实跟埃及法老造金字塔是一回事，唯一的解释是不得已，秦始皇肯定是遇上了一个大麻烦，正是这个大麻烦催生出秦代这一系列的超级工程。故事和道理要从老赢家发家说起。
一、秦国崛起靠的是并购
秦国是从西陲贫瘠之地崛起的争霸新星，显示出了超越一切对手的进取心。“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完成统一），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占92%）。”
这种超乎寻常的进取心，根本原因在于穷。秦国穷得相当有境界，甚至超越了阶级。不但老百姓一穷二白，贵族乃至君主也是穷困潦倒。
有非常之穷必有非常之脱贫致富的进取心，不过有些问题不完全能靠奋发图强解决，尽人事背后还有个自然规律支配。秦国占的那块地是公认的贫瘠苦寒，所以想要富，最好是换地方。可从周宣王开出空头支票允许秦国立国，这个穷国家就两头受气，西边要应付犬戎，东边还要防御六国。夹缝之中求生存，本就不易，更别说想挪窝。正是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候，嚎公叔痤丧的一声炮响，为秦国送来了商鞅主义。这里我必须要严正指出，秦国之所以会对商鞅那套东西如痴如醉，绝不是贴个功利主义的标签就能完全说明问题的。
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梁惠王见孟子开口就是何必曰义，但曰利耳。若只是谈理想做梦，战国诸雄谁都不比秦国君臣差，但把变法进行到底的只有秦国。
当时的情况，对于秦国统治者来说，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数百年的贫困把国家拖入通货紧缩的深渊，政府丧失了向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兑付财富的能力，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粮食、食盐。贫困如癌症一般四处蔓延，甚至侵袭到王室，不变革的结果就是上上下下组团僵尸化。所以，救国家就是救自己，保国民就是保政权。
穷则变，变则通。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分管经济的副总理，拉开了秦国变法大幕。新官上任先要立威，于是商君找托儿在国都南门演了一出徙木立信的话剧。实际上，商鞅搞根木头来立信，这是针对通缩开出的“紧财政、宽信用”药方。
紧财政要勒紧裤腰带，宽信用就是宽货币。彼时全世界都尚处于货币刚性兑付的年代，宽货币的形式不多，能搞的只有存量博弈。简单说就是把“低端”人口手里的钱抢给“高端”人口用，因为“高端”人口拥有更好的产业效率，所以资源倾斜于“高端”人口，是寄希望于效率的改进可以拯救国家。
既然存量博弈，国内已穷无可穷，跟自己博弈无非穷鬼打架。商鞅的方案是锅往东边甩，发动群众斗六国。商君军功爵制规定，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简单说就是要想富，交头颅。头颅越多，钱就越多。政府与官兵两家，你帮我打仗，我与你分账。
在这个背景下，一切社会产业、国家政策都转而以供养及扩充军队为目的，能否满足军队建设是检验产业有无必要存在的唯一标准。总之，秦国的先军政治得以建立。
但战国时代的生产力有限，当时环境下维持一支20万人的常备军，需要400万人当后勤，这比早期秦国总人口规模还要大。也就是说，秦国要想拥有一支成规模的战斗部队，意味着全体国民都必须围绕着这支军队打转。男人要去修路、架桥、开矿、冶炼，女人要养蚕、缫丝、耕种、纺织。不如此，军队就不会有足够的铠甲、武器、战袍和粮食。
于是在“战争-发财-扩军-再战争”这个正反馈循环下，全体秦国人民或被迫或自愿都坐上了全面奔向小康的敞篷车。对于秦国中央政府而言，劫掠与灭国则成为充实政府利润表，扩大国家总资产的不二法宝。
贫困的秦国算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但是秦国国内缺乏坚实的实业支撑，所以收获不到战争利润带来甜蜜的果实。要想通过战争发财，只能走上以战养战的流动性之路。然而流动性模式同时受制于流动性资产的量与价，任何一个参数落于阈值之外，等待玩家的只有崩盘。
秦国在战争机器正反馈链的自我驱使下，先掠河东，再并韩灭赵，翦魏除楚，胃口变得越来越大。实际上，就是把非常规的并购经营活动，当成国家发展的常规路线。舍弃了自身对于盈利产出的要求，而用外部流动性掩盖巨大的资产负债不匹配的风险。
随着并购生意的持续深入，秦国军队产业开始不满足吞噬一域一地所得的营收与利润。嗜血欲望呈指数式增长，需求从一城变为一域，再由一域升格为一国。而秦王政，正得心应手地驱动着这头效率怪兽，他的目标已经从灭国变成一统天下。
二、始皇帝的大麻烦
公元前221年，秦军兵不血刃，攻破临淄。东方六国中曾经首屈一指的齐国，就此灭亡。此时的秦王政尚沉醉在胜利声中，万万想不到一个大麻烦已浮出水面。
天下一统对于秦始皇自己当然是不世之功，可天下一统后将无战可打，那些指着军功爵制发财致富的军民同胞兄弟们该怎么办？
对立僵持六七百年的大国，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被秦国开动的战争机器一扫而光。这个游戏玩到灭国的层面，已经玩无可玩。就在齐王建断气的那一刹那，数十万军力以及背后支持军队的数百万劳动力，随之无事可干，任谁是秦始皇，都会慌神——这才5月份，今年接下来7个月的GDP该怎么办？
秦帝国的就业人口、国家营收、产业利润、政府税收，绝大部分都从这支军队处来，靠的是养羊薅羊毛。现在,杀羊吃肉，羊肉虽美，但羊毛也无法再薅。
作为始皇帝本人，他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是这条道路他没得选，商鞅设计的这台战争机器，燃料是别人家的头颅，产出是自己家的爵禄。别说你只是个皇帝，就算是玉皇大帝，想要阻断全国人民发财的康庄大道也不可能。谁耽误人民发财一阵子，人民就耽误谁一辈子。另一方面，战国时代大争之世，谁也拿不准这群六国绵羊哪天会跳起来咬人一口。而且涉及一个历史评价问题，秦始皇最重视历史评价，一统天下“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份头功，岂能拱手让人？
于公于私于民，于情于理于力，他都没有不灭六国的道理。可为了灭六国，厉行百余年农战制度而缔造出的这支超高效率的虎狼之师，现在是帝国最大的麻烦，面临最少三大风险：绑架就业、产能过剩与流动性危机。
政府找不到事情给军队干，军队效率就会驱使着自己找事干，更何况是秦国军队的效率。举个例子，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份秦国家书。两个在淮阳打战的弟弟黑夫和惊，给在老家安陆侍奉母亲的哥哥写了封信。信里说，我们在前线打战，让妈妈赶快帮我们做夏天的衣服送到前线。但做之前，先比较下价钱。安陆的丝布便宜，就在安陆做好了送来。如果淮阳的比较便宜，干脆直接寄钱给我们在淮阳自己做。
这表达出的意思是，当时的军队运转效率已经远远高于商业效率。军队的运转效率分摊了运输成本，加上驰道、直道的修建，进一步压低物流费用。一件丝布做的夏衣，可以从家乡几百公里送过来，与现在上网买衣服也差不多。赖于全国性高等级道路网络运输体系的支撑、高效率的物流产业，运费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
另外，在这封家书里，两个弟弟请哥哥确认，他们为家里面争得的爵位有没有得到落实，这是全家主要收入来源。正是由于前线出了人，后方分钱的时候，黑夫和惊的家里才有了一份收入。
军队运行绑架了整个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命运走向，是秦国自己形成130年的路径依赖。上至君王，下到蚁民，都在这个正反馈链中获益颇丰。对于秦国人来说，几代人的奋斗，总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个时候，法家就显露出了小家子气。所谓帝王术，无非威逼利诱的耍猴把戏。现在军工产能尾大不掉，耍猴耍成齐天大圣，就耍不下去了，接下来是它耍你的问题。怎么办？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吕不韦、王绾、李斯、赵高、尉缭子、冯劫都只能大眼瞪小眼，无计可施。
本质在于解决政府对于军队产业（军工产能）的兑付问题。军工产能作为债主，它要向皇室收债。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帝国的大业就能永续。解决不好，那军工产能就要重置政府。这个过程中，秦帝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货币刚性兑付属性，刚兑极大地挤压了政府腾挪的空间，给以始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央政府空前压力。
从后面施政的情况看，也体现出了这一点。秦帝国几乎在完成统一的同时，就开启了若干超级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垒长城、挖陵墓、修驰道、建灵渠、筑阿房、北却匈奴、南平岭南，每一项都是这个星球上的顶级体量，其中尤以秦陵与长城为标志。这个地球上，再没有比秦陵更大的坟头，比长城更长的围墙。这也从反面雄辩地证明了兼并六国的秦国军队，已经具备了当时世界上的顶级战力，因为只有化解顶级战力，才会催生出顶级工程，这是相匹配而毋庸置疑的。
就像经过长期发展，法老工程队已经被锻炼得无比强大，宫殿神庙满足不了过剩产能（效率），只能死磕金字塔。秦朝想不上马超级工程，理论上，只能去迦太基搞定汉尼拔。
三、帝国资产负债表的崩溃与重建
具体说方案，始皇帝端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利用超级工程这个相对平和的方式出清人口产能、化解军工产能（减速），解除产业集中度风险，以维持政权的基本稳定，为国民经济恢复赢得时间（换轨）。一言以蔽之，对军工产能实行供给侧改革，以时间换空间推动缩表，完成国家主要矛盾的战略切换。
此计需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军工产业吸纳的人口分流要有序，二是军工产能的效率要软着陆。对于第一个问题，始皇帝选择大力发展国防与基础设施建设。范文澜计算过战争结束后军队分流情况，“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这种处置方案的着眼点有二，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有计划地吸纳并逐步减少壮年人口规模，来降低效率。通俗说，就是修桥补路无尸骸；二是把作战部队的建制进行拆分，南北远调，利用组织架构的去中心化，压制军队效率。
在法家意识形态视野中，统治者对于人口数量的调控，不用背负任何政治责任。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把没有爵位的贫民，一概称之为“人貉”。所谓“貉”，禽兽畜生之流。秦律明确规定，人貉的子女必须去当奴隶，要么自己找主人，要么官府收为官奴。
第二个问题的处理，要求管理结构与生产效率相匹配。从关系上说，产业效率决定了管理体制，互联网企业的组织架构为什么与传统企业架构大相径庭，原因就在这里。现在问题是，军队运行效率远高于行政管理体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出现明显的脱节。因此，压制军工产能效率的同时，需要提升行政体制运行效率，并尽快培养其他产业独立承接就业人口和产能需求。确保战略切换，做到同速换轨，把风险降到最低。
统一全国后，秦政府快速建立皇帝制度，强推郡县制而拒绝选择与六国旧贵族和解稳定政局，并实施以“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为标志的制度标准化改革，都是为了尽可能快地实现行政体制效率提升。超级工程是一箭双雕，既为效率革命提供物质基础，又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完成对军工产能人口的出清。
可惜生死有命、漏算人寿，秦始皇只活了49岁。缺乏雄主的帝国，根本无法压制军工产业，超级工程也只能被当作暴政而被舍弃，空余一则孟姜女的传说聊为文人消遣。秦朝最终没能有效出清军工产能，产业无处转移，政权组织又无法消化，效率于是硬着陆。军队效率冲垮了官僚体系与国家组织形态，秦政府缩表计划失败，国家资产负债表崩溃，政权从内坍塌。
帝国的崩溃释放了制度牢笼里的效率怪兽，战争被再次推向全国。楚汉内战一打四年，人口折损近半，一千万人归于尘土，其中大部分是精壮劳动力。输赢不再重要，战争本身解决了出清问题，这让后起的王朝立稳了脚跟。
劳动力的消失让国家对于军工产能及国民劳动的兑付责任一笔勾销，楚汉战争的本质就是通过战争消灭债主，从而显著降低国家负债率，帮助国家逃脱债务追索。汉承秦制，虽然换了皇帝，但西汉皇室选择与贵族相妥协，相当于承认帝国老人们的既得统治利益。又取巧地继承了郡县制，为新进人马划定权力场。所谓中华第一帝国，从内核看，秦汉一体，并无不同。但换了个马甲，完成了资产负债表的清洗。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很鄙视陆贾谏进刘邦那套“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的大道理。西汉帝国能活下来，是有人埋单。不管是刘邦还是项羽，最后之所以能去敲钟，是因为他们拿到的是净壳。
四、美利坚经验
秦帝国不是人类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政权，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个难题可以叫“秦始皇猜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赔进去一位总统后，美国证明了这个猜想。当时经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美国，遭受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扰。后来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衰退泥沼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给出了一个证明，“于全球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的全球化，也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美国要么技术革新，
要么寻找新的成本洼地。”
所谓“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指的就是六国毕，四海一。而“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是指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已经打无可打，利益索求面临内部洗牌。所谓“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就是理论上还可以去打汉尼拔。只不过他的话语体系对照着美国实际说，而我的话语体系对照的是秦国。
这段话里的重点在于所谓“技术革新”，因为技术革新可以推高产业效率，再加上效率吸收自高而低，所以，想要拆解高效率产业的火药桶，就只能去发现更高效率的产业形态。
理想状态里，政府兑付货币拉动经济，衍生出繁荣的商品市场。但货币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边际贡献会衰减。这时候如果能如期腾笼换鸟、技术革新，则万事大吉。超发货币被新技术所吸收，人们的消费品质同步被推高。国家社会进步与人民生活质量，在货币拉动下，实现双赢。
但技术革新可遇不可求，该换的换完，却没等来技术革新，是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秦国就是例子。六国被席卷一空，秦军再无蛋糕，焉能不生乱？所谓秦国的汉尼拔，其实就是承认这一模式走进了死胡同。而驯服高效率产能，实行战略换轨改革，本身就是高风险操作。
当时的情况，商品与货币都不存在效率革命的基础。因此对于军工产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硬着头皮上。不过，秦始皇的改革终究有结构性缺陷。
战略层面。战争是效率最高的产业，降速改革要做到有序回撤，并妥善处理改革成本，如此才能保证政权组织形式不至于崩塌。否则GDP下降的后果是依附人口丧失生存条件，进而引发动荡与混乱，最终体制崩溃。
操作层面。秦朝中央政府对超级工程的项目选择不善是又一大bug。驰道、直道、灵渠一类的工程尚好，对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有直接支撑作用。但皇陵与宫殿的投资属于边际贡献率极差的工程，缺乏盈利模型，也不产生现金流，经济效益根本无法兑付，注定坏账。
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有宝贵经验。原本美国也是军工产能模式，因为二战结束时，没有任何国家有威胁它的能力。所以，美国使用战争工具实现国家目标的弹性很大。其霸权模式主要是为了满足以核武器为核心的本国军工产能卖货需求。
这种以军工产能为基础的模式，决定了战斗比打赢更重要。例如朝鲜战争，主要目的是出清军工产能，搅合中国事务只是顺手。但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这个模式迅速走向破产。一是1961年美国登月成功，说明军工产能触到历史大顶，和秦朝问题一样，已到顶级水平。二是古巴导弹危机导致家门口“失火”，军火生意的合理性基础受到动摇。
国家要重新找出路，旧势力怎么肯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让军工势力下车，结果就是支付人命为对价。元首就是祸首，国家要转型，你不埋单谁埋单？枪毙总统是转轨最经济的办法。
正如沃尔克证明所言，美国无法以“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全球化”，只能寻找“新的成本洼地”。在核武俱乐部涌入若干新成员、“相互保证毁灭”机制出现的背景下，军工模式难以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夕，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为即将脱去金装的美元寻找接盘侠，把军工产能模式转化成了美元产能模式。
古巴问题直接暴露了美国战略风险敞口，旧产能模式到了顶级，就一定会出现新模式。肯尼迪作为个人拦不住历史的进程，所以他的遇刺算是求仁得仁。一个人的死亡，换来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总体来看买卖相当划算。
五、第一次秦国国家危机——商鞅必须死
美国的幸运在于信用货币时代如约到来，然美国之大幸，秦帝国之大不幸。法币的刚性兑付，最终导向秦汉政权更迭的结果。相较美国，秦帝国在这一方面上的腾挪空间确实狭窄得多。
实际上，在秦国崛起的一百三十年中，类似的危机不止发生过一次，只不过不都是用政权来还债。法家尤其是商鞅的理论，在经济结构上有致命的缺陷。关键一点就是农战经济模型主要流动性资源男丁，出产品质极不稳定，而损耗又过大。从资产负债角度看，不断侵掠河东是秦国国家维持其规模成长的必要条件，在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很有限的前提下，收缩其它产业从而获得的折价人口红利，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即投入战场，很容易使这种资源进入快速损耗通道。男丁折损严重，意味着以人口为单位的流动性不充足，这对于秦国来说，相当危险。
商鞅变法后，军队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0%以上，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是军人（1名作战士兵需要5名战斗后勤）。军功爵制的鸡血能天天打，可人死一个就没一个。就算秦国妇女再毫无怨言执行国家计划当生育机器，但征兵依然面临怀胎十月、十年训练等诸多问题。
商鞅变法经历20年左右，这正好是一代人能够成长起来并可以投入战争的时间。到第20年前后，如果还继续玩命打，那么将后手不接，流动性断掉。所以，为了保证国家流动性不断裂，商鞅必须死。
车裂商鞅，是秦国基于法家理论建立国家发展模型后，第一次遇到国家危机给出的解决方案，即降低战争效率，延缓变法节奏，用时间来恢复人口流动性，实现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为下一次扩表奠定基础。
秦国当然也可以想其他办法来修复资产负债表，例如收缩战线（相当于降杠杆缩表），但缩表过程中，资产坍塌会很快，难说不会触发其他难以逆料的灰犀牛或者黑天鹅风险。
也可以继续扩大流动性，秦国也曾打过这个主意，把征兵的上限提到了60岁。先秦时代刨除新生儿存活率，人口平均寿命仅有三四十岁，征兵上限提至人口平均寿命的两倍，相当于现在去找百岁老人入伍。可见已是征无可征，难以为继。
由于种种进路都已丧失操作性，商鞅之死成为风险最小的软着陆方案。对于商鞅来说，为理想背黑锅，作法自毙不算亏。他不把人当人，也就不该把自己当人。只要秦国不想把全盘崩溃，在获得绝对压倒性力量前，就必须打一阵休一阵，充分修复人口流动性配置。
流动性问题成功解决，以战养战的并购模式才能继续发挥作用。这台商君手作战争机器，甫一出笼，就尝了宿主滋味，无怪乎后来屠城杀降，如堕诅咒。而秦国顺理成章变成了秦朝，直到流动性再次成为问题。只是这后一次，大秦已无商鞅。
然大秦虽无难兄，肯尼迪可称难弟。帝国殊途，殉道者同归。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皇帝，定国号为汉。外出巡游时，想找四匹毛色差不多的马为他拉车，结果竟然未能如愿。这就是法家模式崩溃后的场景，战争让资产负债全部清零，一地鸡毛，惨烈至极。但也正是用了这种方式，中华民族解决了第二次国家危机，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大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