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笔触抵达人性幽微角落——从《绣枕》看凌叔华的“闺阁小说”
文 周思明/深圳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集丹青才女、闺阁作家、绯闻主角于一身的女性，于当时众说纷纭，到如今亦无定论。也许，只有从那些画轴书卷中，我们才能与这位世纪名媛交流，领略她的悠然之美，她就是凌叔华。她的父亲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是真正的当世名流。在这样的豪门大家族里，她耳濡目染，形成个性。
凌叔华有绘画天赋。少幼年代，慈禧御用女画家缪素筠便成为她的启蒙老师,七八岁时著名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女画家郝漱玉先后为其授业，她的画开始形成风格。1923年，她组织了一次聚会，齐白石等著名画家都悉数光临，合作的一幅《九秋图》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除了卓尔不群的绘画天才，凌叔华的文学造诣也令人刮目相看。早在年轻的时候，怪杰辜鸿铭就为她打下古典诗词和英文基础，二十二岁那年，她考入燕京大学预科，与冰心同学一年。在大学里，她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接着又发表《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作为“五四”时期的一名著名女作家，她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二、三十年代。出生于古老北京官宦人家书香门第的凌叔华，其作品多以自己的家庭背景为创作素材，亦以自己独特的叙事视角，真实地再现旧时代女性生存、爱情、婚姻之悲哀，表现旧时代女性卑微的人生地位，狭小的生存空间，软弱麻木、不知反抗的自我意识，以及甘愿承受礼教束缚的悲剧。
就文学成就而论，凌叔华的闺阁小说以《绣枕》和《杨妈》等篇为代表，其温婉、细致的审美风格洋溢纸上。有评论者认为，凌叔华小说有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但很少有惊心动魄，看不出磅礴气势，写的都是身边琐事，人物也极少脸谱化。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凌叔华的小说作品“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她在乱世中描摹着自己的小情怀，留给后人无限的温暖。醒着，却微醺般吟唱，是凌叔华独特的风骨。身为一个全新风格的女作家，凌叔华在近现代文坛上较早就崭露头角。凌叔华的“小姐家的大书房”沙龙聚会，常常汇集京华才俊，真正是出入有英才，往来无庸常，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早了近十年。凌叔华的作品很难说尽属于女性文学，但其独特的女性情怀是毋庸置疑的。
二
凌叔华当年仅以薄薄一册《花之寺》引人瞩目，并赢得“闺秀派”之美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以《女人》《小哥儿俩》薄薄两册，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凌叔华的小说《绣枕》，总共2500字，照现在的文体字数尺度，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小说的体量。小说描述一位深居闺中的大小姐，为了绣出满意的枕垫，在父亲规定的时间里如期把靠垫送出去，在酷热的天气里日夜兼程，汗流浃背地绣着，小心翼翼。大小姐越在意，越细心，对后来枕垫的可怜遭遇的讽刺就越大。枕垫绣好后，送给了白总长，“当晚却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可怜的大小姐倾情倾心绣的枕垫，竟然遭遇了这样的命运，读来真是可悲。她在绣枕身上寄托的是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小小的闺阁阻隔了她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无论是父亲的本意是靠绣枕来攀权贵还是只是为了给女儿找一个好归宿，小小的绣枕里面寄托的都是心灵手巧的女子的一个隐隐约约的梦，精美而隐秘。区区2500字，却体现了凌叔华的作品题材和叙事艺术特色以及写作主题，写出了待字闺中的女性纯真的感情被蹂躏，真纯的付出被践踏的悲凉。
三
凌叔华《绣枕》是“闺秀派”小说代表作之一，这类小说很注意故事的建构，情节的曲折，效果的翻转。正如现在流行的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好心不得好报，怎不让人伤感！“闺阁小说”文短意不短，且蕴涵着一定的哲理。读《绣枕》不难知道，它包含着令人惆怅的哲学意义在其中：昙花一现的生命中，总会有凄惨如斯的一幕，多情反被无情恼，多情女反遇薄情郎。爱情，在天真的大小姐以及类似的痴男怨女们心中，总是那样的美好，他（她）们都会把自己一生最纯最真的感情毫无保留、毫无迟疑地奉献给一个人，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竹篮打水，所谓“热脸贴住冷屁股”是也。小说中我们看到，大小姐在“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但现实的无情与残酷最终夺走了年轻人对爱情、对理想的最后的信任和追求，哀莫大于心死，大小姐的心至此已然死去。
读《绣枕》，让我自然而然地与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发生或多或少的联想。叔本华的钟摆理论告诉人们：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这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当你需要为生存或者理想而努力时，你是痛苦的；即使你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你也会感到无聊。当时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深刻，又让人绝望——我已经过痛苦的阶段，到达了无聊的一端。难道人生只能如此了？叔本华把人的命运概括为三类：人是什么；人有些什么；如何面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的看法是，第一类问题远比第二、三类重要：“一种平静欢愉的气质，快快乐乐的享受非常健全的体格，理知清明，生命活泼，洞彻事理，意欲温和，心地善良，这些都不是身份与财富所能促成或代替的。因为人最重要的在于他自己是什么。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也还是自己伴随自己，上面这些美好的性质既没有人能给你，也没有人能拿走，这些性质比我们所能占有的任何其他事物重要，甚至比别人看我们如何来得重要。”这就是他所说的“睿智的生活”。当然，凌叔华不是哲学家，她远没有叔本华那样睿智，因此她带给我们的，也只能是现实的惆怅与无奈，是叔本华的哲学一半。
四
《绣枕》具有突出的小说伦理考究。小说的伦理问题和小说艺术的本质联系紧密。不存在无目的的技巧，也不存在无内容的形式。在小说的技巧和形式里，总是包含着小说家的立场态度和主观目的，包含着道德伦理内容。小说艺术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说伦理的问题。小说叙事与作者的伦理态度密切相关，小说家的伦理态度和伦理思想，决定了他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会对读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凌叔华的小说《绣枕》让我们认识到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伦理关怀成为小说写作的动力，而伦理性内容则构成了小说最重要的内在价值。小说《绣枕》告诉我们：伦理现实主义的最终使命，就是要让小说成为推进生活的力量，能对读者的伦理道德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读凌叔华的“闺阁小说”，读者固然会被其中的美感所吸引，但更会被它们表现出的道德倾向和伦理精神感动。从小说伦理方面来看，不能说凌叔华的“闺秀派”作品达到了多么高的境界，但她的诚意和成绩则为小说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值得我们为之赞叹。
五
马克思说过，妇女解放的尺度是人类解放的重要指标。现代“妇女解放”的呼声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声浪震得国人无人不知。鲁迅是最关心妇女问题和社会下层妇女命运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等等，均以自己的生命向社会提出控诉，发出呐喊。
与鲁迅的妇女解放思想在精神上一脉相通，凌叔华以“绣枕”作为贯穿小说《绣枕》文本前后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意象，作者借绣枕的命运叙说人的命运，传达出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生活命运和历史轨迹。中国传统礼教中宣扬的女子应该遵守的“三从四德”中的“四德”之一就是“妇工”或“女红”，即女子在刺绣等工艺方面的才能。绣枕在这里是一个象征，绣垫的不幸遭遇，正是大小姐不幸命运的象征，也是无数旧时代女性不幸命运的象征。纵观整部作品，2000多字，却道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对女子的迫害，女性地位卑微，被随意践踏的命运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悲哀，也叫人愤怒，“有一群几乎被弑父时代所忘却的旧式少女”，她们丝毫未受新文化的影响，一直生活在封闭的闺阁中。凌叔华以女子敏锐的视角选取“绣枕”为表达载体，非常出色地做了旧社会女性命运的代言人，这也是以她为滥觞和代表的“闺阁小说”创作的了不起的成就。
有意味的是，凌叔华的小说创作曾经也是毁誉参半，特别是还受到左翼批评家的尖锐批评。有人对《花之寺》的盛名表示失望，说它只是“一个平凡的浅薄的故事”；有人斥责“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而这种恶习便很充分地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时，发生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近年来仍有学者将《酒后》《花之寺》贬为“令人作呕的恶作剧”，批评凌氏写婉顺的女性“于妇女解放却是无益的”。还有人甚至将作者和她笔下的人物混为一谈，考察作家创作的复杂情况，以主人公自况者大有人在，郁达夫曾说，“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但凌叔华对自己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有嘲讽、有鄙视、有怜悯、有感叹，这种态度在《绣枕》以及她的其它作品如《吃茶》《太太》《送车》《中秋晚》等均有体现。新文学初期风行过问题小说，冰心、庐隐皆以此驰名，而凌叔华未尝不是同行人，不过她的问题不是放眼时代风云，而仅仅专注院落内女性的生存，具体且细小，因此被忽略为不是“问题”，连她本人也未必以为是问题。但如今看来，凌叔华小说所反映的问题并不见得很小，乃是三座大山之内的范畴。
客观地说，凌叔华小说也有不足，她对女性的批评尚止于直觉，流于琐屑，甚至失之肤浅，“可以汇入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批判的优秀传统”，但终究有欠深度，予读者的启迪自然也就有限。她心仪契珂夫，但缺乏像来自社会底层的契珂夫那样对痛苦人生的深切体验，只能学到契珂夫的“外冷”，无法得到他的“内热”，而且我也以为，与萧红、丁玲等同时代女作家相比，其格局还不够阔大，震撼心灵的力度尚嫌不够。也许这些评价都属一家之言，但凌叔华小说的价值和独特是应该得到承认的。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她抵达了同时代女作家甚至男作家未能抵达的人性幽微角落，写出了别人未能写出的凄美人生。
（作者系著名文艺批评家，出版《全球化视野与新都市语境》等专著）